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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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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书信/李成
  海燕  2017-02-23 13:29 转播到腾讯微博
李成 

    文学书简

    我常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科技昌明的时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使信息的接收和传布变成一瞬间的事,这多么令人惊叹。现在已不能想象,要告知亲友一件什么事,必须写在纸上,通过邮局寄出去,三五天或七八天才能到达。站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高起点上,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想象人类的未来。

    通讯技术的发达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空间缩小了,一切似乎都变成即时性的事。但是,凡事有一利也有一弊。有了先进的通讯工具,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直截、简洁,但是已经没有人安静地坐下来,面对一叠白纸,把自己的生活状态详细描绘下来告诉给远方的亲友,把自己缠绵悱恻的情怀倾诉于一纸书信,人们也很难体会等待一封从邮局送来的书信会怀着怎样的急切与激动,更难从一封手写书信的笔墨字迹上领略到写信人的个性情采与心情……虽然这些“不足”无论如何不能与现代通讯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相比,但多少也是一种遗憾吧。

    回首人生,我的成长和写作经历几乎总是伴随着书信——一封封纸质书信展开的。我从小就喜欢涂鸦些文字,并千方百计让它们像鸟儿一样飞出去,飞往全国各地的报刊去觅一个自己的小窠。这也是我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其间的桥梁没有别的,只有书信。我甚至渴望踏上这样的虹桥飞向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就给各个报刊的编辑写信,也开始不断收到他们的回信,到大学毕业前后,我已积累了厚厚一叠文学报刊的编辑回复给我的信件,放在一起,大约不下百封吧。可惜的是,我后来又北上读书,一时没有来得及整理带走,就放在家里,因为屋子漏雨淋湿了家中的书刊,我的母亲不知道这些书信的重要,遂将这些信件与淋湿了的书刊一起当废品给处理了,我得知后,只能用“痛失”二字来形容我的心情,比丢失最珍爱的珠宝还让我难过。

    这些书信可以说是我攀登文学这座大山所踏的蹬痕,折射出我不断“进步”的历程。我从这些书信上受到了诸多教益。今天我更悔恨自己没有及时将这批信件带走,以致我现在只能靠记忆打捞这些书信的一点点影子。它们像久违的故人一样,在我眼前闪烁着朦胧的面影。

    现在记得起来的我最初的投稿大约是在一九七八年。当时在读小学四年级。先是受村里一个“右派”的影响,给《人民文学》写了一份稿子,未得任何回音,只得降格以求,投给级别低一点的刊物。我给省城的《安徽文艺》杂志寄去了一束诗稿,不记得是民歌体还是自由体,我以为仍像前几次一样会泥牛入海;没想到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把一封鼓鼓囊囊的书信递到我手上,我拆开一看,是我投去的稿子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但还附有一张薄薄的铅印退稿笺,落款却是三个手书的字:“刘祖慈”。我当时还不知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只觉得他的字写得非常流利、漂亮,心中油然而生敬意。后来,我再次投稿给这家杂志,接到的仍是同样的退稿笺,这样的情况大约有五六次之多,只偶尔在这样的笺上看到刘祖慈先生用他的钢笔行书写下的一两句话,大多是讲明稿子不能采用的理由,或许还有一两句赞赏与鼓励的话,似乎是说一个小学生能写到这样也不容易。我做梦都想有作品发表在这家我从小就熟悉(父亲订了好几年)的杂志上,当然会继续投稿,但结局几乎差不多。大约在初中阶段,我接到的已不是铅印的退稿笺,而是通篇由刘祖慈先生手写的书信了,虽然也只有几行文字,写在一张小小的信笺上,但每次他都会指出稿子某一不足的地方。比如他说像我这样的少年人,不应该写乡村酒馆之类的东西,大约他是希望我写儿童诗吧,起码是写写学生生活,可是我几乎从来就不会用童稚的口吻写诗。我虽然不是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还是注意了一点,即采用孩子的视角,写了一首《为了第二个黎明》,刘先生接到以后,来信说准备采用,可是,直到我初三那年仍不见刊出。最后接到他一封信,说是刊物(此时刊物早已改名《安徽文学》)改版,诗的版面大大压缩,故所留的诗不拟再用;为了表示歉意,特赠本刊小说精选集一册云云。这对于我虽然谈不上是多大的打击,但多少也有些失落。此后,我升入高中读书,忙于功课,好像也没再给他投稿,直到一九八五年,我已在大学读书,便又给他寄去诗作,很快接到他的一封回信,说他已调入文学院,不再负责《安徽文学》的编辑工作,寄来的诗转给了《诗歌报》的周志友先生,他也是一位很好的诗人,他会跟你联系。果然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份《诗歌报》,上面登载了我的一首诗。但我与刘祖慈先生的书信往还并没有继续下去。

    其实,早在一九七九年,我与发表作品就仅有一步之遥。我投稿给省城的另一家刊物《文艺作品》。这本刊物大三十二开,颇有点小巧玲珑的味道,当年我有机会读到这本刊物,也很喜欢上面的一些作品。我知道著名画家韩美林,就是从读到这本杂志上介绍他的苦难人生的文章开始的;有好多期的封二、封三都刊载有韩先生的画作,画的都是稚态可掬的小动物,十分令人喜爱。我投稿后,接到这本刊物的一封信,说写得不错,准备刊用;又问还有没有其他作品,可一起寄来。这令我十分兴奋,花了两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几首,寄去;结果却是与前一次的投稿一起“石沉大海”了。我后来想,如果不寄去后面的稿子,是不是还有发表的希望呢?我只得进一步降格以求,恰在这时我获悉本县竟然也有一种不定期的小报《龙眠文艺》(后来也改为刊物)出版,不禁暗自欢喜,遂将几首习作寄去,也久久没有得到回音,觉得文学的高山真的难以攀登,正在失望之际,却在一九八〇年夏天在父亲的一位同学家偶然发现,已有一首小诗刊登于这份小报,那喜悦的心情自是难以言表。翌年春天,在地区的报纸上再次发表一首短诗,从此艰难地走上了投稿和发表之路。

    也就在这前后,我得知本县出了一位已在国内诗坛崭露头角的诗人——陈所巨,我搜罗到了他的十几首诗一一拜读,自是欣赏仰慕,遂情不自禁地提笔给他写去一封信,表达对他的崇仰。没想到很快接到他的一封回信,说他也已知道我了,我发表在《龙眠文艺》的诗歌还是经他略作修改后发表的,并鼓励我在学好功课之余,努力写出好作品(记得他还特意表扬我诗写得清新)。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两页(用的是三百个字的格子稿纸),字体不拘一格,十分洒脱,一看就能感受到一种自信的力量。他在信的结尾还邀请我去他工作的单位——县文化局去做客。我真的于翌年春天去找他了,得到他的接待可以说也是一种礼遇,终生不忘。此后,我大约还给他写过信,他也回了,着重谈要把功课学好,不要因为写诗荒废了课业。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并以切实的努力回报他——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他接到我从大学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很快就回信给我,说得知我上了大学,他特别高兴。信中有句话我终生难忘:“从此你的人生之路不再是羊肠。”对此我虽然将信将疑,但对他给予我的鼓舞还是满心感激。我们之间有许多次交往,有些谈话对我还是很有影响,但言犹在耳,斯人已逝。

    在读初中时,我也向其他刊物投过稿。其中有《江淮文艺》,也是省城的一家文学刊物(想那时文学刊物还真是多啊,现在《江淮文艺》《文艺作品》都早已停刊了)。上面有散文、小说、诗歌,还有戏剧,而且每期剧本占的篇幅都比较大。我在初中二年级时给他投了几次诗稿,好像一开始也是没有回音,随后就接到毛笔手书的退稿函,并附赠有类似于今天中国作协出版的《作家通讯》一类的刊物,上面刊登一些作家写的创作经验谈与评论文章。我从陈所巨先生那里得知,这家刊物的诗歌编辑是张正道先生。陈老师说,张先生跟他提起过我,准备发表我的一首诗,还说《江淮文艺》稿费比较高。果然,我接到张先生写来的用稿通知,这年年底,我的一首诗便登出来了,并得到十二元稿酬。这在一九八一年,对于我这名初中学生,可是一笔比较大的财富。另外一家刊物是安庆的《振风》,没有正式刊号,不是公开发行的那种。给我写退稿信的是黄旭初先生。一般也是在铅印的退稿笺上附缀上几句话,往返两三次后,也终于获得发表一首诗的机会。不过我在稿费问题上闹了个小笑话。因为以前我在接到样报样刊的同时或不久就收到了稿酬,这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稿费是文章一登出来就会给的,所以当一两个月还没收到稿酬时,我便给黄先生写了一封信去催,结果黄先生回信说我性子也太急了点。这真让我感到难堪!我真是太幼稚了!不过此前黄先生来桐城,我正好在陈所巨先生处与他邂逅,陈先生还让我陪他看了一场让我终生难忘的印度电影《大篷车》,也算是有了一面之缘。

    我在高中读书时给新疆的《绿风》诗刊投过稿,那时是著名诗人杨牧在那里担任主编,我知道他跟陈所巨先生关系挺不错,所以在投稿时,打出了我是陈所巨的学生的旗号,结果稿子虽没有采用,却得到杨先生热情的回信。先后有两封,都是写在十六开的新疆石河子文联的专用信笺上。杨先生的信字体较大,略近正楷,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豪放而又严肃认真的人。我在大学里,再次投稿给他,并在信里问他是否还记得我,他很快回信说当然记得我这个“桐城派”中学生,他的幽默让我感到温暖,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得意。

    大学时代,我投稿的数量急骤增多,也陆续接到一些编辑的来信,大多是简单的用稿通知。现在记得的有《滇池》的李霁宇先生的两封,《青海湖》马学功先生的一封,另外还有《安徽文学》贺羡泉、孙民纪先生,《飞天》的张书坤先生,《山花》的陈佩芸先生,《广西文学》凌渡先生,《文学青年》的叶坪先生以及其他报刊的老师。那时,辽宁铁岭办有一家刊物叫《青年散文家》,其编辑给我来信,赞赏我投去的散文写得不错,甚至要我在本校组织几位作者给他们写稿;在准备第二次刊用我的散文时,不知何故,出刊的日期一拖再拖,这位编辑仿佛了解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心情,便将已打好的清样寄来给我收藏,这是我平生收到的唯一一件“核红”清样。我已记不得这位编辑的名字,或许他原本就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也未可知。

    就在这时,我与广西民族出版社的何德新先生建立了联系,而且通信长达两年多。我不知道他是这家出版社的正式编辑,还是临时借调人员,有一天,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要编一本《大学生散文选》,希望我提供一篇作品。这当然让我欢欣鼓舞,立即予以响应,并很快写了一篇寄给他。他来信说写得不错,准备采用。这时,我告诉他,我将有散文在《广西文学》发表。不久,他来信说,他去了这家杂志社,拿到了样刊,问我是否要先睹为快,但我不好意思劳烦他,便说反正会接到样刊,就不必了。我在信中谈到我从小的“创作经历”,说曾受教于诗人陈所巨门下,他来信赞扬说,怪不得你有这么好的文笔。他也跟我谈到他的近况与创作历程,讲他发表了哪些作品,并很快寄来了一套“广西诗丛”,其中有知名诗人杨克、黄堃、蒋丽萍等人的,好像还有林白薇即后来的著名小说家林白的一本。何先生的一本是《秋之素描》。每册诗集都不厚,不到一百个页码,但确实都比较有质地的,代表了广西诗坛当时的成就,《诗歌报》等业内媒体发了书讯、书评,何先生来信还为这些报刊在介绍这套诗丛时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感到不安。从此,我跟何先生的书信往还更加频密,我们真的像没有见过面的一对好兄弟,可谓无话不谈。何先生写作之余一直醉心于研习书法,钢笔字、毛笔字都漂亮极了,可以说,我从没见过给我写信的人能写得这么一手好字的。至今似乎也还这么认为。他后来全是用毛笔给我写信,在传统的红色竖栏信笺上,他写得十分潇洒流利、圆润自如,一写就是五六页,几乎看不出一处败笔、弱笔。他告诉我他出生于瑶家,他对他的家乡充满无限的眷恋;他之写作,是为表达对于这片土地的一片深情,为她的每一点进步而感到欢欣,为她遭遇的每一点苦难而悲伤。他有时还把他的行踪告诉给我。他鼓励我读书,要多读西方的名著和文艺理论,并将他选编的《名人情书选》寄给我一本,过后又寄给我弗洛伊德的书。他也谈到他的苦闷,他对时事的关心。他每次书来,我也以毛笔作书奉答,但我的毛笔字稚拙不堪。当我感到经济困难的时候甚至向他伸手求援,他很快就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他还给我寄过他的照片,一个身穿风衣的青年站在山野间,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但他的目光在专注地凝望着远方,确实是洒脱的年轻诗人形象。后来,有几个月我们断了音讯,但随后又有书信从广西梧州飞来,他在信的一开头就说:“你可能根本想不到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接着告诉我:他本想在南宁谋个职位,接受单位都说好了,但中间还有种种阻力,现在梧州教育学院编院报,并向我约稿;我给他寄去一篇散文诗,他很快就刊登了,但他也直言我写海没有写大山写得好,好像还给了几块钱稿费。我们又通了几次书信,这时,我已届大学毕业,何去何从,一切都是茫然,终于回乡任教。教书之余复习考研,无暇他顾,我们的音讯彻底中断。直到新世纪来临,因为网络的发达,我在网上搜索到他,才又联系上他,这时他的书法艺术又有了新的精进,他在梧州一家报纸当老总,但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言谈间似乎没有当年那么意气风发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早已成家立业,一双娇女都已长大成人……

    时间骎骎而逝,但我也感到无悔,一路风雨兼程,我和我的同时代人特别是文艺青年都曾有过激情飞扬的岁月,我们都曾胸怀天下,指点文坛也指点江山,甚至曾经踌躇满志,当然也曾郁闷彷徨。我们的青春年华并没有空度,我们努力过,成功过,也失败过,这一切似乎已经足够。何况作为写作者,我们还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文字留了下来,更有一封封文学书简记下了我们跋涉的脚印。遗憾的是,我得到的那些凝聚过激情和梦想的书信一封不剩地丢失了,估计早已不存于天壤之间,尤其是德新君(他在信中一再要求我不要称他为老师,足见他的谦逊)那些写得如此漂亮甚至有些华丽的信件,真的应当保留下来,以见证我们的青春岁月与成长经历(他正好比我年长一轮),也见证他的书法艺术的不断精进。可惜,现在连一封也踪影全无,这是让我时常觉得对不起他的地方!

    在此我只想对曾经给我写过信的每一位编辑老师郑重地道一声感谢!虽然我差不多都没有见过他们,透过这些书信,我们在这茫茫人世有过联系、交集,这未必不是一种非常的际遇。能够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是幸运的,幸福的,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多大出息,但是他们不仅给了我书信,也给了我无比的信心。

    读者来信

    说来惭愧,写作几十年,我只收到过寥寥几封读者来信。

    但正因为少,在我心里,更显得特别珍贵,当然也就难以忘怀。

    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给我的信,还是在高中读书时,也可以说是高考前夕。那一年,我在本省的“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以一名高中生的程度来看,写得还算过得去,其实也比较幼稚。但没想到,几日之后,该报还发表了对该文的两篇短评。当然都表示赞许。不久,我就收到了寄自本省宣城地区某中学的一封信,署名“宛陵”,自言也是一名高中生,即将参加高考,因读了我那篇散文所以想与我联系。我当然很高兴,便作了回应。很快,“宛陵”又有信来,介绍自己也喜欢创作,已在《黄山》等杂志上发表短诗,并随信寄来了这本杂志。我也寄去自己的诗作。从此,一来一往,我们通了好几封信。那时,我已知道“宛陵”是宣城在古代的名称,认为这一定是这位中学生的笔名;这倒是让我每次读到他的信,都会生出对于宣城的想象。我们在信中谈理想、谈学习、谈创作,似乎还谈到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字里行间渗透着热情,甚至有那么一点罗曼蒂克了。或许是怕我会发生误会而有什么想法,他在一封信里告诉了我他的真实姓名,并说他是名男生。他这一说,反而让我多少有点失落,虽然我一直猜测,他很可能是名男生,并没有把他想象成一名女生,但是不是也有格外的期待呢?这种心理多少也是微妙的。不久便是高考,我们自然中断了联系。上了大学,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我就向宣城地区的同学打听他,一打听,竟然查出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是在远郊的师专。不记得我给他写了信没有,但我随本校诗社负责人罗巴师兄前往师专进行联谊活动时,我就请人去找他,他便过来和我相见了。他个子不高,一看就是一个老实朴素的山里孩子,一点也看不出我所想象的才子的风采,说真话,我是多少有点失望了。此后我们还来往了两次,他也到过我的宿舍,但最终还是断了联系。友情没有延续,我一直觉得是我的不够热情,当然我也可以拿精力有限等来宽谅自己。

    上大学的第一学年结束,我侥幸在一家全国级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这让我很振奋,因为当年这家刊物名气相当大。果然,不久我就接到武汉某中专学校一名叫张萍的女生和青岛某学校一名似乎叫“韦骅”的学生来信。信的内容都差不多,都表示喜欢我那篇散文,以文会友,愿意和我建立长期的联系,共同探讨散文写作。我也分别给他们回了信。我不记得青岛的学生再次写来信没有,但张萍回过一两次信,谈到她的一点人生经历。虽然异地的女孩总很容易让人产生遐想,自己也正处于十八九岁情窦初开的年纪,但因为忙于功课与“写作”,身边也人事纷纭,似乎也顾不得多想,看信上也探讨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内容,遂淡了下去,乃至不再复信。这多少也是一种遗憾。

    跟读者通信比较多的是在大学三四年级。三年级时,我再次在上面提到的那家散文杂志上发表散文,这篇文章引起了在上海市延安中学读书的一名女生的关注。她给我写来信,信的内容也是从介绍自己谈起,署名“阿瑛”。我积极作了回应。很快,她又有信来,表达自己接到我的回信时的心情。但主要是谈自己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的感受。我不知道她是在描绘她的想象,还是她实际到过的一个地方,只记得她写到小院、假山、流水、梅林,她如何在林中散步,如何在假山下徙倚眺望,如何手扶古梅,嗅着梅香,如何踏着缤纷的落英与同学们在草地上聊天,在溪畔背诵诗句……娓娓道来,文笔十分细腻,字也写得纤细,略有点扭曲,似那偶或摆动的静静的垂柳。读着这样的文字,一幅古雅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她和她的同学那些举止颇有点像古代的仕女或贵家大小姐了,不知不觉为之吸引。我在回信中对她大加赞美,从她的回信中我又仿佛感受到她的羞涩与谦逊。她还在信中透露她的父母对她的宠爱,老师对她的期望。我记得她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整天如何忙碌、艰辛,然而她又分担不了,只能暗自心酸得流泪。她对她的闺房——小阁楼也有描述,大到房间的布置、窗帘的颜色,小到台灯的灯光、小物件的摆设,每一样都说到了,使我感觉到任何事物都渗透着她的情思,我看到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心思是那么绵绵密密。我大为感动,也再次毫不吝惜地大加赞美。在后来的通信中,她也流露出对我的关心与想象,有互相一直这么通信下去的愿望,我也委婉地表达了对她的欣赏,但从没有说出要做男女朋友的话,因为我知道,她也即将面临高考,这关系重大,不敢造次。但我在毕业前夕也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我把我的一张照片底片寄给她,说是请她帮忙洗两张相片,以应付办理毕业证件时之所需。虽然这是实情,但多少也有让她看看自己长的是怎样一副“尊容”的意思,或许能打破她的想象,也就自然结束了这一番通信联系,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到原籍回到乡下,我并不愿意有太多的牵挂。但没想到她寄来照片时对我还是表扬了一通,说尤其眼睛长得如何如何……我本想让她也寄张照片给我,但左思右想,还是没有说出口;直到我离校的前一个月,我竟意外地收到她主动寄来的一张侧面小照,是坐在一块岩石上,在凝神看着什么或在沉思。是侧影,所以五官眉目也看不真切。这时,我正忙于办理毕业离校的一应事务,无暇顾及其他,也就没有再给她写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毕业后还收到她的一次信——如果是如此,那我先前就一定给她留过家庭住址。我记得她没有提考上大学的事。我不记得我回信了没有,我想是没有吧,因为那时我一心想的就是飞出去。但是这些凝结有一位少女朦胧而美好情愫的信件,厚厚一叠,我珍藏了多年,有时重新读来,还是为之吸引并感动。我把这些信带到北京,甚至想再次找到她,重新建立联系,可惜岁月倥偬,世事变幻,遂一直没有去做;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还拿这些信给我在本校交的女朋友看——多少有炫耀的意思吧,我原以为这有什么呢,十分纯真的感情嘛,但结果这些信不翼而飞,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想来不仅惭愧,也不免令人怅恨久之。

    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在写作上一直没有取得足以骄人的成绩,早年竟然受到一些读者的关注,甚至还有读者写信来,虽然前后也就这么几位,在我也是一件三生有幸而值得珍视的事。他们的来信,给在写作的寂寞的征途上摸索前行的我以莫大的鼓舞与安慰,所谓“空谷足音,闻之跫然而喜”,真是如此!这几位读者其实都走进了我的心里,我对他们都充满美好的想象,我想象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生活,我也想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现在也还不时会想象他们后来的人生……对这几位“我的读者”,现在我最想说的是:我感谢你们,希望你们有一个不一定辉煌,但一路有美丽风景陪伴的美好人生!我祝福你们!

    我将来还会收到读者来信吗?哪怕只有一封,我也会快乐无比;但是我基本不抱这一希望了:一是我写不出什么足以震撼人的伟大的作品,现在的作品无限巨多,即使有点可读的作品问世,也很快在铺天盖地的出版物中湮没;二是,现在人们也不用手写书信的方式联络了……那么这几封“读者来信”对于我或许真的成了绝响。

    家书

    我遗失了许多书信,特别是二十岁前后许多报刊编辑给我的信件,现在想来真是追悔莫及。但在大学时代我给家里写的一批书信,因为父亲和弟弟的着意保存,于二三十年后竟然得以重睹,这让我喜出望外。

    我早知道父亲把我的每一封书信都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我自己却一直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我那些书信一般都是匆匆草就,想到哪写到哪,并不讲求文辞,也没有刻意写出什么有意思的内容和思想,常常不过是向家里告急求援——要钱,所以一直不去管它,即便丢失了也不觉可惜。但前年回家,弟弟把这批书信都找出来了,说将来说不定还可以成书;交还给我以后,我大致重读了一遍,却多少有点惊异,因为发现这些信件竟也比较多地谈到了我当年的精神感受与日常生活状态,并不是那么干巴巴的几句话或完全空洞无物。

    幼稚总是难免。因为我上大学时还不满十八岁,而此前的应试教育也并没有让我积累多少文化知识,不可能像古代的学士文人那样,一封“尺牍”也写得那么文采斐然,意韵深远。因为是家信,也不掩饰自己对于世俗功名的热望,书信里甚至几次出现“出人头地”这个令现在的我很反感的字眼,幸好我深知这几个字在我并不是意味着要爬到什么位置,发多大财,而是总梦想在文学创作上取得骄人的成绩。那时,我的文学梦做得很美,如在入学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家书中就说要“在三四年级成为一名作协会员”,入学第二年就要实现人生的第二大转折——“在全省诗坛初露头角”;在后来的一封家书中又说:“我不甘心落于人后,虽然我只须保持目前状态,也要(会)好过得多。我要的是出人头地,我不允许有人走在我的前面,这就要艰难得多。”还骄傲地说:“我本属马,当骐骥千里”;甚至宣称“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名”……这些煌煌大言,今天读来当然只有汗颜,真是“少年哪知世事艰”,“文坛”北望气如山啦!但是,文坛也不是个仅凭本事就能登上的地方,何况还没有多少本事,仅有一腔热情呢?

    当然,聊以自慰的地方也是有的,那就是我虽然一贯大言不惭,但也不是“徒托空言”,而总是勉力为之,甚至到了焦思苦虑的地步,而这几乎贯穿了大学四年的全部生活。我几乎在每一封家信里都会谈到自己的学习与“创作”情况。在第一封家书中,我就告诉父亲:我虽然不准备考研究生,但决心像考研那样苦学、苦练,因为文学需要博大精深的知识素养。我常常在信中谈到我又买了多少书刊,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说:“这两个月,我光买书就花去了三十五元钱。”八六年五月五日信又说:“您的钱一寄来取到手,我就径直去书店买了七八块钱的书。”回想起来,大学四年,我每学期大约都要买百十本书,多为中外名著,尤其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为我所最爱,我几乎见一本买一本。这对于一个出身寒素的学子来说,确非易易。在同一封信里,我还告诉父亲,“我一般晚上都干到十一二点”,“整天到晚手不释卷”。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我才算真正迈入了文学的殿堂,领略到文学的天空闪烁着多少辉煌的星座。

    我也不断向父亲报告自己在创作上的斩获:“本校校报的老师对我很好,我的诗一送去,他就说发表。”(84.12.22信)“最近,《诗歌报》即将发我的诗。”(85.10.11信)“这学期我已写成散文《今夜的星》《山月》《月光小巷》《树》《鱼》《船》等,诗已写十几首,而且质量可观。《今夜的星》已被广西民族出版社收入《大学生散文选》。”(86.5.5)“《青海湖》第十期,《滇池》第十一期都有我的诗作。”(86.9.2)“《滇池》第三期上的诗已发出来了,《飞天》杂志留的诗还没有出来,等出来了一并寄与您看,还有《青年散文家》上的散文等。”(87.4.10)“最近,我将有一点作品要发表……《绿风》诗刊第三期、《飞天》第五期、《山花》第六期将发二首,另外,《安徽文学》所留二首,《宣州报》二首,《草原》一首等没有定(下日)期……”(87.5.5),“《青年散文家》又发散文一篇,俟闲暇时,当寄您指教。《广西文学》曾发我散文《望月》,现在又留《山籁》二章。”(88.3.20)……应该说,我的大学学习生活也算得上是紧张充实,在写作上也确实有一定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实绩”,虽然这点“实绩”跟自己所设定的理想还差之甚远,但作为一名并没有多少功底,更没有显赫家世背景的乡村少年来说,也颇不易。要说明的,如果不是重读这些家信,我已忘记《草原》杂志准备发表我的作品(另有一封信说是两首),因为我根本没有收到过样刊、稿费,估计是没有发出来吧,这倒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我在信中还提到我的写作计划:“今天,我有一个很大的志愿,写一篇长达十万字的散文《童年漫长》,写我的童年,从我童年的角度,写出时代的变迁……写我对故土的一片割舍不开的感情,虽然我生活的故乡,有许多不尽(如)我意,但对故乡,我还是如爱母亲一样地爱她!”没有想到,这个计划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算完成,近十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写出了一批有关故乡、童年的散文,并结成了一个集子出版。我只能说自己太鲁钝了,但又为自己不改初衷而略感欣慰。

    在书信中我也写到我在学校的日常生活,有的还比较详细,这一点似乎超出了我现在的记忆,这是令我今天读来格外感到欣喜的地方。如写到刚入学时,我“参观现代化教学设施,参观富有180万册藏书的图书馆”;“经常包场看电影、滑冰,而且学校成立了交际舞扫盲协会……国庆节我校师生还在一起开了舞会。”舞会的情景已毫无印象,我只记得学舞也常作逃兵,有一次遇见校刊的凤老师,他还告诫我:多接触现代生活,这样对写诗有利。另外,还有“镜湖荡舟”、“ 赭麓爬山”、“天门山扫墓”以及去采石矶采风,都在书信中一一闪现。特别是一九八七年清明节,我曾一次绩溪之行,此行的有一些内容我已淡忘,但在书信中有记录:“到绩溪县时甘坂(我的邻村)李新根老兄带我访问了文化馆、丝绸厂,其馆长与我‘会谈’,并赠《绩溪文艺》数本,丝绸厂厂长向我介绍了厂史;另外,绩溪县志办公室主任更是比较全面地向我介绍徽州的风俗民情、建筑以及工农业生产,他夸奖我比一般作家访问还要细致,不是走马观花。”云云,今天读来,不觉莞尔。当然,我也在信中常向父亲诉苦,就是经济拮据,常常是捉襟见肘,穿的是带去的旧衣,有时裤子磨穿了也没发觉,有时不得不向同学举债。从这些文字里,也多少可见当年高校的生活水准。如在第一封家书里我就说到,外地(如上海)大学,每月伙食费要三四十元,我校补贴较多,但伙食不好,饭虽够吃,但菜的质量较差,三角钱只能买点肉和着豆干、豆子,所以仍然每月要拿十几块钱买菜票。八五年十二月一信说:“这学期我买了一件皮夹克二十四元,一件军褂十二元,一条裤子十元,一双皮鞋二十九元,一双绒面鞋六元,球裤一件七元,两双袜子四元,两条毛巾二元……还有肥皂之类……而近来我一再陷入困境,手头拮据至无钱洗澡、无钱发信了。”呵呵,读到这样的文字,让我不由感慨,自己的父亲还有一份工资,那些父母都是农民,甚至有的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同学真的不知道如何把大学读完。当年生活的艰辛可见一斑,希望现在的农村学子不再有这样的艰困。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二十岁人,志存高远,对未来充满绮丽的梦想,但是,因为各方面的限制,并没有能插上腾飞的翅膀,仍然日日在地上徘徊,自是不免心生惆怅,这样的情绪在书信中也时常有所流露,其中还涉及两性情感。其时,我听从了一位中学老师的牵线,接受了一位在初、高中都是同学的女孩做了女朋友,终于在情感上伤害了他人,也伤了自己。我有许多书信与父亲谈论此事,拿不起也放不下,实在充满了烦恼,可以看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耽误了学业和诗艺上的进步。事涉他人,在此不再赘述。或许正因为有此情感挫折,我对人生的孤独感有了更深的体会,觉得无人真正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父亲。我甚至在家书中控诉起父亲过去对我的一贯严厉,内心深处总觉得父亲还把我当作顽童,所以我在信中常常谈到自己高远的志向与不灭的志气,甚至也阐述自己的情怀:“我这学期思想变化较大,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我对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切充满情思和晶莹的爱心……”“最近我接触了一些艺术系的同学,她们的艺术气质以及纯洁的心灵,使我照见了自己的影子。我感到我还是不那么孤独的。”“(现在许多人)那种为人类所应有的正直、善良的品质,正在逐渐丧失,正是这些令我感到痛苦和寂寞。”这些可能都是因为有所触动而生发的,其中也有我负责的诗社内部总有几个人整天在那里搞小集团互相倾轧而带来的苦恼;在一些书信中,我对社会上的阴暗面也有所抨击。

    翻阅这些旧家书,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那确实是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养成的时期,为我后来的学习、工作、写作打下基础的一个时期。我自信而又时感苦闷,努力而又常常彷徨,确实带有一个人从懵懂少年过渡成长为多愁善感的青年的一些特点。可以自慰的是,我总算没有太浪费上苍赋予我的大好青春,也没有完全辜负父母的期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获得了许多美妙的体验与感受,虽然与理想中的一切差之较远,但我仍要说:我差不多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因此,我倍加感谢我的父亲,他给了我在书信中倾诉自己的经历、情怀、抱负的机会,感谢他对我的鼓励,也感谢他有心将这些书信保留下来,使我得以重返青春时光……

    责任编辑 王都

    实习生 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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