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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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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周村二题/艾明波
  海燕  2017-02-23 13:28 转播到腾讯微博
艾明波 

    周村不是村,而是一座千年古城,是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是古代的旱码头、鲁商的发祥地。

    周村不是村,而是一个曾经辉煌的丝绸之乡、古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周村不是村,而是一处聊斋文化的圣地。蒲松龄就在这里写下了文学巨著《聊斋志异》,故有“蒲学圣地,聊斋渊源”之美誉。

    周村也是村,是“天下第一村”,当年,乾隆南巡时路过此地,欣然命笔御赐。

    对我来说,周村是一部传奇、一束诗章,是斑驳的光阴里一部耐读的大书,抑或是经久不息的歌吟。

    我是无意之中踏入这座古城的。虽浮光掠影,但却在浩瀚的传奇中,引发着思古幽情。

    一条古大街和一座旱码头

    穿过周村的,是一条被称作“大街”的古商业街。而穿过这条大街的,却是百年历史,千载风烟。人生的沉沉浮浮,商家的起起落落,都被这条大街,悄然珍藏。虽然青石板依然沉寂、灰瓦青砖依然缄默,但从前朝刮来的风和并没有酣睡的历史以及民间的口口相传,却泄露了它曾经的秘密与旷世的繁华。它是周村的古商城缩影、鲁商文化的绝代风华、蒲松龄的神思飞跃、武状元的八面威风、千佛寺的晨钟暮鼓,是绸布庄的“紫白红黄皆悦目”,更是李化熙慷慨解囊的“今日无税”,也是电影《活着》中的坎坷与希望。

    窃想,电影《活着》以此为外景地拍摄,大约是因为这条街仍旧“活着”。

    是啊,“大街”两侧,老屋老墙老建筑,商铺林立;丝店布店杂货店,商幡招展。明清风格的建筑与商号、匾额与招牌也古旧得一如当年,堪为中国古商业街的一个活标本。

    这条大街,从远方蜿蜒而来,从岁月的深处蜿蜒而来。像一部历史的长卷,承载着周村商埠发展的历史,诠释着鲁商文化的独特韵味。这条大街,早已成为周村的一个极富地域色彩的鲜明符号。

    “大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明崇祯九年,初步奠定了大街的雏形。至清朝后期,章丘旧军孟氏“八大祥号”先后来这里营业经商,而远近富商巨贾也竞相云集周村,大街逐渐成为布行、杂货行聚集经营的商贸中心。清末,周村被辟为商埠后,此处商业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一时间,周村便有“日进斗金”、“驾乎省垣之上”的景象,成为辐射鲁中、跨江越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为山东所仅有、江北罕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这样写道:“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趁墟者,车马辐辏。”相传,乾隆南巡时路过此地,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至今,这条大街仍在发挥其商业功能,被专家称为“活着的古商业街市博物馆群”。

    我,就这样在浓郁的商业气息中走着。三益堂、大染坊、瑞林祥等商号不时地映入眼底,恰在这时,我的目光却碰到了一处惊叹:瑞蚨祥!

    瑞蚨祥,这是一个极其熟悉的老字号。这让我想到北京大栅栏瑞蚨祥店里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这家商号十分了得,当年,慈禧太后过生日,是瑞蚨祥定做的礼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布料就出自瑞蚨祥。那么,周村的瑞蚨祥莫非是北京的分店?当地人告诉我,恰恰相反,周村是北京瑞蚨祥的根。道光元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开业,1876年,掌门人孟雒川在北京大栅栏创立瑞蚨祥绸布店,而后闻名全国。“周村大街”成就了一代鲁商孟雒川的商海生涯。从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典型代表,更有了“东方商人”的美誉。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特别指示:“历史的名字要保存,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正是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信经营的儒商精神,成为工商业最为宝贵的财富。

    更令我久久不忘的是在大街的一侧,有一个塑像,后面刻有“还金处”字样。此人,手捧一包银两,目光急切。仔细看下说明,方知,此人系一丝贩,路过此地,“拾金二百。遂伺道侧”,等待失主,“自平旦至上午,忍饥不赴市”。他宁可放弃自己的店铺经营,也要将东西归还失主。最后,失主找来,他如数归还。失主为了酬谢他,想把金子分与他,他力辞不受,“问姓名,不以告”。看到瑞蚨祥和这个“还金处”,我忽然醒悟,为何一个小小的周村,能够名扬四海?就是因为这里的经营讲诚信、商家有品格。身在“铜臭”漩涡,却不染“铜臭”,淳朴之民风,高尚之商德,生意何以不“通四海而达三江”呢。

    走着,转着,想着。丝市街、绸市街,丝店、染坊,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此地应该是桑蚕之地。可在我的印记里,桑蚕出于江南,为什么周村却是蚕丝、绫罗缎绸等的集散地呢?

    原来,在古代,山东的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合桑麻生产。从商代起就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民谣道:“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史记》亦有记载:“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周村,在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於陵邑。唐宋以来,周村丝市街、绸市街不断发展,绫罗绸缎也源源不断地从周村运往世界各地,从而形成“接三江而达五湖”的繁荣景象。周村也成为古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和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同时也使周村有了旱码头的美誉。

    所谓旱码头,即指商业流通发达的内陆市镇。清嘉庆年间《重修周村兴隆桥碑记》中这样解释道:“码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镇、朱仙镇之属。以其不通水路,无巨舰飞帆破浪翻飞之概,故别之曰旱码头云。”

    一座旱码头,商贾集散地。“齐鲁千亩桑麻”、“冠带衣履天下”。伫立古街,遥看一个沧桑的背影,体味一段古街的传奇。隐隐间,仿佛大唐西域商人的身影,正风尘仆仆地从身边掠过,瑞蚨祥门外,那装满绫罗绸缎的马车,正欲远行……

    一代大文豪和一座尚书府

    令我久久仰视周村的,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商业重地,更因为它是一个文学高地!蒲松龄的文学巨著《聊斋志异》就诞生在这里。这便有“蒲学圣地,聊斋渊源”之谓。

    在中国文学史上,《聊斋志异》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因此,蒲松龄与莫泊桑、契科夫同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聊斋志异》的中外影响是巨大的。如今,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戏曲剧本不胜枚举,聊斋故事已天下流传。莫言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小说,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然而,大多如我一样的人,只知蒲公、只知聊斋,却不知是一座尚书府、一个家族,成就了蒲松龄、成就了这部巨著。

    这座尚书府,就是毕自严的府第,这个家族就是淄西毕氏家族。

    走进周村的西铺村乡村记忆博物馆,就读懂了一个家族的兴旺之本,就走进了一部巨著的创作之源。就是在这西铺村,蒲松龄应同邑的毕家聘请,设帐西铺庄,在毕家教书33年,从而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对于蒲公来说,从一个教书先生到一个伟大作家的跨越,在时间上历时30多年,而在地域上却只经历了一个尚书府。按着现在的说法,尚书府就是他的创作基地。生活的况味、灵感的捕捉、视野的开阔、乡间的传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和创作的根脉。

    尚书府的主人,叫毕自严,明万历二十年进士,累迁至户部尚书。毕公一生不喜金钱,唯爱读书。其子毕际有任江南通州知州。爱交友,与当时文人雅士交情笃深,喜读书,“志欲读尽天下书”。毕家的万卷藏书楼,蜚声齐鲁,名闻华夏,与当年宁波的“天一阁”比肩齐名。此地,乃富贵之府、贤孝门地、诗书世家,为淄西毕氏家族“十七世诗礼门第,五百年孝友家风”发迹之地。

    说起毕氏家族,当地同行者侃侃而谈,盛赞不绝。明初,毕氏迁居西铺村,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立德树人。始终遵循族训:“承前谟,不居间,不放债,不攻煤井;愿后世,学吃亏,学认错,学好读书。”毕氏后裔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为治家宗旨,贞厚节义,重德从善,代有贤达。

    正是这一家族力倡读书、宽厚至仁、识才爱才,才与蒲松龄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蒲翁与毕家结缘,当地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

    清朝康熙初年,蒲松龄进省城赶考,路经尚书府,正遇毕家晾书于路边,蒲公见到众多名著奇书,喜出望外,立即徘徊其间翻看。此事被当时的毕家主人毕际有得知,断定此人必是高人,遂将蒲松龄接到府中攀谈,毕际有喜文善交,二人相见恨晚。后来,毕际有得知蒲松龄考试未中,便专程到蒲松龄家里,聘请蒲松龄为毕家的家庭教师,蒲松龄欣然应允。

    科举无望,大志难酬,灾年频仍,缺衣少粮。正值中年的蒲松龄在人生路上挣扎之际,毕家伸出援助之手。为稻粱谋、为读书计,这是蒲公最初的权宜之策,但蒲公着实没有想到,在毕家,他完成了著书的最大愿望。从他到毕府“坐馆”教书,一直到他“撤帐”回家,他在毕府生活了33年。就在这期间,一部惊世之作,酝酿而成。

    那么,何以见得他做教书匠是权宜之策呢?因为委身教书是他十分不情愿的事情,他曾写过一首诗:“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当孩子王”。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不愿当教书先生想法,可他大半生却在毕家坐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上了一个可以使他大展宏图的好馆东。如此说来,这首诗可改为“若有一线路,可当孩子王”了,而这一线路,就是毕家为他提供的优越条件和高规格待遇。

    行走在尚书院,思绪万千。风从耳边滑过,仿佛听到当年毕家弟子诵书的声音,以及蒲公“万卷楼”上翻书的声音,或是“绰然堂”中写书的声音。这声音,或带着童稚之气,或带着笔墨馨香。这座宅院,在我的心目中,越发高耸起来。这是一个家族精神屹立的可靠凭证,更是一座文学丰碑的稳固基座。

    在这座尚书府里,蒲公的精神是愉悦的、待遇是丰厚的、见识是广远的、主仆是亲密的、灵感是腾跃的、创作是激情的、想象是辽阔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伟大作家和这部最伟大作品的催生基因。

    就在这个府上,蒲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毕府为其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待遇,使其能够养家糊口。设帐初期,家中贫寒,设馆后,已是岁有余粮,地有五十亩,已然是当年的小康了。况且每逢蒲公参加岁考、科考、及秋闱,毕家皆慷慨解囊,多方资助。

    也在这个府上,蒲公汲取了浩瀚书海中的文学精华。“万卷楼”里的十万本藏书,他可以尽情地翻看阅读。用他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这使他有了极其广泛的知识储备和辽阔的创作空间。

    还在这个府上,蒲公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心灵的慰藉,并拥有了极其优越的著书环境。毕家敬重他,待若上宾。特别是蒲松龄屡试不中,毕府都百般安慰。就连他“闱中越幅被黜”时,毕际有的侄子毕盛钰也来劝慰。蒲松龄遂写《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怀慰藉,感而有作》的这首词,以示感谢。至于创作环境,蒲公写诗赞道:“几榻悠然花未老,朝朝乘兴杖藜来”,并多次称赞毕府清幽环境,这充分道出了他在这里静心读书、专心写作的一种状态。

    正在这个府上,蒲公多了些热心的素材提供者和参与创作的同仁。在蒲公的引领下,毕家人氏皆以给其提供创作素材为荣,还积极参与创作之中。特别是毕际有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的《鸲鹆》和《五大夫》,就是毕际有写好之后,由蒲松龄稍加润笔而收入《聊斋志异》的。蒲公为了表示对老馆东的尊重和感谢,特别在篇末注明是“毕载积先生记”和“毕载积先生志”。另外,还有一位叫毕世持的人,续补了《聊斋志异》中篇幅较长的《马介甫》这一个故事。

    仍在这个府上,蒲公结识了天下名士,开阔了眼界。毕府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又是诗书世家,与文化名人多有交往。通过毕家,蒲公结识许多文人雅士。特别是在结识了时任刑部尚书、著名的诗坛领袖王渔洋后,二人书信甚密,赠诗唱和。王渔洋曾为《聊斋志异》写下了最早的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是王渔洋对这部巨著所作的极有眼光的鉴赏和评价。

    恰在这个府上,蒲公与馆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浓重的情感。33年与毕家相处,他们俨然是一家人了。这种超越了馆东与塾师关系的人间真情,令蒲公感佩之至。毕际有逝世后,蒲松龄连做了八首诗,痛悼“十年同食友”的老馆东。其中一首写道:“商今略古日科头,一旦骑鲸赴玉楼。临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孙多业足光先德,子孝犹堪解母愁。名寿如君复何憾?伤心最苦在离忧。”这些诗,伤心刻骨,泣血歌哭。毕际有离世后,应其子毕盛钜所聘,蒲公又在毕家坐馆20年。少馆东与蒲松龄年龄相仿,二人同桌共食,抵足而眠,情如兄弟。蒲公在给毕盛钜的诗中写道:“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友我同君,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足见两人交情。不仅如此,蒲公对他的弟子也极其喜爱,诗云:“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这说明,蒲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家庭了。

    无须讳言,因有蒲公殚精竭虑的著述,有万卷藏书的滋润,有名人雅士的相助,有幽雅闲适的环境,有毕氏一门的支持,有主宾深厚的情义,方有《聊斋志异》的横空出世。

    一个伟大的作品,造就了一代伟大的作家,一个厚德的家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作品。这是西铺村之幸,是一个家族之幸,更是华夏文学之幸。

    我,站在这诗书门弟,那一砖一瓦抑或是一抹绿色,仿佛都是那万卷藏书楼中的一张张书页,读,却读不尽,看,却看不完……

    责任编辑 张明晖

    实习生 李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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