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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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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石板/何双
·古琴二题/李璇
 
村在江南/干亚群
  海燕  2017-02-23 10:04 转播到腾讯微博
干亚群 

    带着蜜蜂追花

    春节过后,姑父他们走了,带着一箱箱的蜜蜂和一只狗。狗有一个名字,叫汪汪。狗刚抱来的时候叫小汪汪,三年过去,它改名了。

    他们走时天还一团漆黑,像一道帷幔,把村庄盖得严严实实。他们打着手电筒,裹着棉衣,把睡着觉的蜜蜂装上车,轻手轻脚出了村,似乎是从帷幔底下掀起一角,悄悄溜出去的。蜜蜂在村里住两个月就长了记性。他们选择后半夜出门,那时蜜蜂还在酣睡。

    姑父他们把整箱整箱的蜜蜂带向了远方,去追赶属于蜜蜂的花期。据说那个地方叫四川。原谅我的无知,我以为除了我们这块土地,全中国只有三个地方北京、上海、杭州。

    北京是祖国首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脏。毛主席纪念堂前有一棵棵向日葵,每天朝着太阳。太阳升起来,它们把脸转向太阳。太阳下山,它们低下头。老师说,那些花儿代表我们的心,深深怀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我注意到我们在黑夜里还那么亢奋。与北京的向日葵相比,我们的觉悟太低了。

    上海有小白兔奶糖,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他们后来一拨一拨地走向祖国各地,有的成为我们的老师,教我们山水田,人口手。有的成为白衣天使,给我们打防疫针,喂我们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糖丸,也有的成为农民,但说的话还是“哪能哪能”的上海白,怎么改都改不过来。

    杭州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跟天堂平起平坐的地方,堪称是人间胜地。可惜,杭州在我的心里是个传说。这个传说长达十五年。杭州还有一个标志三潭映月,只要有画的地方,准能看到三座像葫芦样的岛。

    惭愧,我的地理启蒙来源于那一箱箱蜜蜂。

    村子里有七八户人家养蜂的。我姑父家是,我家屋后马同学家是,村西的王同学家也是。姑父他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养蜂专业户。可这个称呼对他们而言,有与没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没有这个称呼,他们带着蜜蜂奔波在外。有了这个称呼,他们还是奔波在路上。他们是江南的吉卜赛人。从一个地方奔到另一个地方,看似为了蜜蜂,其实是为了自己。只不过,他们过年的时候必定回到老家,顺带让蜜蜂也过个年。

    养蜂人也称放蜂人。从字面不难理解,蜜蜂是放养的,允许它们拈花惹草,这是蜜蜂的天职。当然,蜜蜂采花的目的是酿蜜。所以,蜜蜂一辈子是清白的,没有采花大盗的恶名。南瓜花、萝卜花,蜜蜂喜欢,月季花、鸢尾花,蜜蜂也喜欢。哪怕是开在路旁的小花,蜜蜂也不嫌弃。蜜蜂毕其一生,只为主人酿蜜。

    蜜蜂是一种生活有规律的昆虫,注定养蜂人的生活必须遵行它们的规律。一大早给蜂箱打开下面的小木格子,蜜蜂从木格子里挤挤搡搡地飞出来,甚是热闹,像是婶婶们在河埠头的叽叽喳喳,有事没事总有一大堆话。

    蜜蜂去采蜜了,养蜂人开始给蜂箱打扫卫生:用一把大刷子和一把小刷子清理蜜蜂的便便。那些便便颗粒状,呈黄色,估计是花粉吃多的缘故。婶婶们对蜜蜂是有情绪的,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那厌恶之情更明显。蜜蜂会把便便拉在她们晒出来的被褥上。据说很难洗。蜜蜂不懂事,也不懂婶婶的恶语,它们照样没心没肺地飞,没心没肺地拉,快活得很。

    蜜蜂是村里唯一被伺候的昆虫,它是有情商的。

    姑父说:“蜜蜂爱清洁,如果一连几天不给它们清理卫生,蜜蜂就生气。它们一生气,便逃的逃,死的死。”

    情商高的人容易生气,情商高的蜜蜂也容易生气。

    姑父他们把蜂箱有序地摆放在自留地里,上面编着号。蜜蜂飞进飞出,不会搞错自己的蜂箱,似乎能识字断文。有一篇课文《蜜蜂引路》,说的是列宁凭借蜜蜂,找到他找的养蜂人。当然,课文的立意是突出列宁观察仔细。我觉得不应该忽略蜜蜂的情商。如果蜜蜂不识路,观察力再强也无济于事。

    姑母告诉我,看到成群的蜜蜂不要跑,越跑,它越要追你。这跟村里的狗有些相似。如果你见到狗非常淡定,狗瞧瞧你,最多叫几声。叫过后再瞧你依然淡定,狗扑闪一下眼睛,摇摇尾巴,走了。如果遇上一群蜜蜂,你最好停下来,站着不动,既使它们在你头上盘旋,也不要动,更不可以用东西去打蜜蜂,或驱赶蜜蜂。如果你的行为让蜜蜂感到害怕,那你的麻烦来了。蜜蜂的杀手锏是用它身上唯一一枚针,扎进你的皮肤,表明自己的生气。只是,蜜蜂没有了针,它就活不长了。

    我听了,觉得很伤感。情商高的人会做极端的事,原来高情商的蜜蜂也会选择极端的做法。

    姑母说,不要惹蜜蜂生气。不让蜜蜂生气的办法很多,不惹它,不欺它都是途径。

    可我总是做不到,一瞧见蜜蜂飞过来,大呼小叫,用手驱赶蜜蜂,似乎那是苍蝇。蜜蜂一般不会主动袭击,也许它们心里清楚自己的处境,不想同归于尽。所以,我的大呼小叫派上用场的时候多。不过,偶尔也有意外的,被蜜蜂突然一蜇,蜇的地方马上肿得老高,还火辣辣地疼。有一次,蜜蜂蜇到我的嘴唇,下嘴唇马上肿成厚厚的一片,说话时,字眼怎么也关不住,似乎漏了水的闸。后来,姑母把仙人掌的汁涂在我嘴上,像有人给我画了一片树叶,我都不敢照镜子。

    姑父他们除了头上戴一顶挂网的帽子外,没有其他防护措施。有时手上停满了蜜蜂,密密匝匝地蠕动着,他们还是镇静地取蜜、割蜡。或许,养蜜蜂的人身上有一种气味,久了,蜜蜂便熟悉这种气息。蜜蜂凭借这种识别能力与主人和平相处。姑父结束工作后,会轻轻抖动手臂,蜜蜂纷纷起飞。如果还有蜜蜂沾着手不动,姑父会拍打手臂,提醒蜜蜂别赖着不走,该去采蜜了。仅拍打一下,蜜蜂便振翅而飞。

    我原以为姑母他们在外面放蜜蜂是很有意思的事,蜜蜂采蜜,她们看看花,做做饭,生活很惬意。其实不然。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到处搬家。扎下帐篷,住上两个月或更短,他们又得寻找下一个地方。他们寻找住地的标准只有一个,能让蜜蜂采到蜜。于是,他们在外一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路上。

    养蜂人的收入全靠蜜蜂,用它们的蜂蜜、蜂皇浆、蜂蜡去交换纸币。用姑母的话说,全心全意伺候蜜蜂:天热,给蜂箱浇水,免得它们热死;过冬时,喂它们糖水,那时采的蜜不够它们裹腹。看似简单,但随时提心吊胆,怕它们采到喷了农药的花,怕它们受到别的昆虫的攻击。有时,突然遇上大风大雨,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蜜蜂:把它们转移到安全地方,有时甚至让蜜蜂住帐篷,自己出去找地方。

    花谢了,叶枯了,他们才回来,随身带的仅是一个大帐篷和一只狗。那些蜂箱一个星期后才能到。它们还在路上,坐着火车来的。那一刻,我对蜜蜂羡慕极了,因为我还没有坐过火车。姑父说,火车像一条龙,拖着一条黑黑的辫子,还呜呜地叫。我猜想蜜蜂会不会晕车,也许它们躲在蜂箱里什么也感觉不到。想到这儿,我又觉得有些可惜。坐火车没感觉,那坐什么火车!可我也说不出坐火车到底是什么感觉。为此,我又觉得可惜。

    蜂蜜曾是高级补品的代名词。探望病人,买一瓶蜂蜜算是很周到的礼品。如果是蜂皇浆,那更不得了。我偷吃过母亲藏起来的蜂蜜。因担心被哥揭发,我自个儿行动。我不费力气,把那瓶蜂蜜找到了。我打开瓶盖,用舌头舔,一下,再一下。蜂蜜的甜味让我惧意全无。持续了十下后,我强忍住舌头往外跑的冲动,为了明天还能舔上蜂蜜,我克制住唯一的诱惑,把瓶子盖上,但盖之前还是舔了几下,不过,舔的是瓶盖。

    这瓶蜂蜜被我舔去了五分之二,本来是满满的,现在调羹探下去,得捏在柄上。母亲知道了肯定要骂我,如果制裁严厉一些,我还有可能 “吃栗子”(敲脑壳)。我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往里面兑开水。我忐忑了几天。之后,再去翻蜂蜜瓶,发现不见了。母亲把它送给大姨妈了,她闹胃病。

    我不知道大姨妈是真不知道里面兑了水,还是假不知道。总之没有人揭发我。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蜜蜂知道人们在它们产出的蜜里兑水、兑糖,它们会不会也生气了?

    我在村里许久没有见到蜜蜂了。

    撑船来扎竹椅子

    村子以前是有河的。波浪也很宽。

    从东边慢慢淌过来,到了村子,转身绕到村北,拐一个弯,紧紧贴着村西,出村后笔直过去,两里许后,又拐弯一次。这次,河去了另外一个村子。

    刮东风的时候,河面上的波纹细细起着皱,上面漂着碎柴草、细枝、树叶什么的,它们似乎躺在那儿,好长时间才移动一点儿。如果刮西风,水面就像村里姑娘烫的大波浪,一层层卷着。

    站在岸上,可以听到噗嗤噗嗤的声音,水轻轻爬上来一点儿,又很快溜了。长在河边的水草,从水里站起来,来不及伸展,忙着蹲回水中。噗嗤一下,从水中抽出来的绿梢梢欢快地摇晃一下。如果风刮得不明显,河面的水纹是朝东的。河边的水草总是朝东面弯着腰,像我奶奶拜佛时的模样。只不过,奶奶拜的佛是朝南的,而水草的佛在东面。

    村里有许多池塘,像一个个散落的标点符号。我们一天天地长大,那些像逗号一样的池塘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于是,我们偷偷跑到河里。水性好的,会游到对岸,然后站在水浅的地方向我们得意地招手,带着些挑衅。我双手攀着脸盆沿,一点点地游过去,但还不到河中心,心里发怵,慢慢掉头,又游了回来。一直到离开村子,我都没有机会游到对岸。

    河傍着我们的村子,像一条绸带,给村庄打了一个结。我曾经一个人沿着河一直朝东边走。太阳白晃晃的,河的对岸零零星星长着树,蝉声却一点儿都不零星,密密地传过来,似乎比我脚下的河还宽,密得让人浮起来。有时看到一两只船,吱咕噜,吱咕噜,或往东,或往西。

    偶尔能看到纤夫,弓着背,两只手像悬又不像悬,脚不像是走,而是蹬,肩上背着一截木棍,后面拖着一条粗粗的绳,那条绳子的顶端系在船上。看到纤夫,就知道那船上肯定装满了东西,是要紧东西,不是肥料,便是粮食,船舷几乎贴着水面,波浪如果高兴些,那水差不多可以跑进船舱。但,我从来没见过一只船跑进水,它们总是有惊无险地驶过去。

    偶尔也有船停泊在我们的村庄里。

    船泊在我们村西的石桥边,用一根粗绳缆在石墩上,又把一支很粗的竹竿插入水中,船固定下来。男的跟姓周的一户人家商量,想把船上的毛竹堆放在他家门口的河埠头边上,还想借他们半个院子,他准备在这儿扎竹椅子。他给出的回报是,送他们十把竹椅子。很快,这桩交易成了。

    男的约摸四十来岁,或许还不到,长得比较沧桑,整日不言不语,勾着头做事,把一支支毛竹锯成一段段,像一节节超大版的甘蔗码在那儿。我们从他身边走过,他不看我们,倒是他的锯子发出欢快的声音,“啾了啾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的锯声,老是有一种错觉,觉得那锯声似乎在提醒我走路歪了歪了,于是,我的脚步慢慢歪了,尤其走到他跟前时,我的脚步更歪。如果他突然来一个紧急刹车,“啾了啾了,啾!”,在我的脚步趔趄的同时,“啪”,一截竹筒掉到了地上。

    毛竹被锯开后,在节眼处有一层麦色的膜,非常薄,也很柔软。知道笛膜是以后的事了。也不知是谁说的,那层膜可以用木槿花的籽孵化出小鸡。我们听了异常兴奋,想像小鸡孵化的场景,那肯定很热闹吧。我们以为小鸡一出来就会叫,就会跑。村庄里有着太多的木槿花,一朵花就有一撮花籽。啊,那该有多少只小鸡呀。我们几乎要惊叫起来。

    我们去捡竹膜,他不反对,也不热情,表情寡淡,但动作敏捷。他一脚踩在毛竹竿上,两手握锯,上下,上下……锯慢慢吃进竹子,他抿着嘴唇,越来越紧,忽然松开,地上“啪”一声,又一截竹筒被锯到地上。有时一手摁住毛竹,一手拿锯,那架势让我联想到屠夫。原谅我笨拙的比喻,他样子虽然苍老,但他跟五大三粗的杀猪胚根本不是一个层面。屠夫身上有油气,俗气,还有杀气。他老气,还有秀气。至于他秀气在哪儿,我也说不出,就是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气息,这种气息让人觉得他与众不同。

    我们有竹园,很遗憾,园里的竹子并不十分高大。修长的竹竿,我们用来做赶鸭梢,大人用它作晾衣竿,像他撑来的参天大毛竹,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很震撼。

    我们显得急躁,他还没锯下来,我们早伸出七八只手。这时,他沉着脸,手里的锯停下来,用另一只驱赶我们,似乎我们是一群苍蝇。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手缩回来好,还是伸着好。他的女人见了,走过来,冲他数落了几句,转过头来露出一个笑脸,还帮我们捡竹膜。他见状,往里挪了一下位置。

    毛竹被锯成一截截后,他用刮刀沿着竹节转圈,把竹节上粗糙的表皮清理干净,像给人搓澡一样。我们看到他一天到晚忙碌,却没见他扎出一把竹椅子来。因为捡了他的竹膜,我们欠了他一个人情,替他担忧是分内的事。

    他又是削,又是砍,忙忙碌碌。地上堆着他的工具,除了砍刀、锯,还有一大堆我们并不认识的家伙。有的像饭勺,但里面却长着一排牙齿,有的像一支调羹,只不过它的柄更长。

    我怀疑他就是喂竹子吃饭,要不,那些工具怎么看起来像餐具。

    他不言不语,但手底下很热闹,咻咻,吱嘎嘎,噼啪噼啪……似乎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声音响响亮亮的,虽然他自己几乎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码在角落里的竹筒慢慢浅下去,取代它的是竹片、竹条。

    他把大竹筒拿到火上煨,一边煨,一边拗,还时不时让竹筒转个身。竹筒上渗出一滴滴的水,掉到炭火上发出“咝咝”的声音。竹筒被他拗成一个个弧度。我们有时会担心,竹筒会不会被拗断?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拗断过。椅背上的弧度、椅垫周围的弯度都是不一样的。他拗的时候根本没有去量尺寸什么的,但每个竹筒的弧度他都了然于心,几乎没有偏差。一根毛竹在哪个环节派什么用场,他心里清清楚楚。那些煨过火的竹筒冷却后,便定型了。

    他把拗好的竹筒一节节扎起来,嵌、插、拼,一丝不苟。

    竹椅子总算扎出来了,结结实实,却没有一棍钉子,全凭他的手艺活,把一节节竹筒扎成一把椅子。我们不由替他松了一口气。现在他每天会有七八把椅子扎出来。有人来买时,他从不参与,都是他老婆出面。他还是埋头扎他的椅子,似乎那些买卖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每天晚饭后,他背着琴袋踱到石桥边,找一空闲处取出二胡,上蜡、校音、试音,短暂的寂静后,悠扬、舒缓的琴声从石桥出发。夜还没有完全笼罩村庄,三三两两的人们从村外的庄稼地里回来,一脚高一脚低。村里没有灯火,暮色不走,谁也不点灯,只有晚饭时才开灯。

    二胡坐在他大腿上,他一手持弓,一手在琴弦上抹、滑、打,非常娴熟。尤其那颤间打得极漂亮,有种丝丝缕缕又密不透风的感觉。他的琴声一下子把夜幕拉下来,桔黄的灯光一盏一盏拧亮。代表人间烟火的杂音、噪音隔着木格窗无序而无忌。琴声不像他沉默里透着冷峻的性格,而是略带幽怨伤感,似乎满腹心事,可又似乎在低头倾诉,在夜色中左右飘荡,或低缓,或急越。他随着琴声,耸肩,低头,摇晃,又抬头,摇晃……村人见了有些好笑,说他抽羊角疯。

    只要不下雨,他每晚到桥头去拉二胡。偶尔会有人认真地听,但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只是聊天、抽烟,他的琴声只是别人闲聊的背景。他也不计较,旁若无人地拉。他微闭着双眼,把世间的一切屏蔽在琴声外。

    后来有了一个懂他琴声的人,那个人是我们小学的施老师。她是上海知青,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施老师教我们跳新疆舞,教我们唱“娃哈哈呀娃哈哈”。施老师住在另一个村子,或许听了别人说我们村子里来了一个会拉二胡的人,她向我打听这个人的事。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了施老师。其实那就两句话:他会扎竹椅,他会拉皮胡。我那时把二胡说成皮胡。施老师笑着帮我纠正,那是二胡。

    后来的事我是道听途说。那个扎竹椅的人从小跟他盲人叔叔学拉二胡,十六七岁时曾考上过省里的越剧团,不知什么原因,他被别人替代了。对于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人,在省城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别人说你没考上你就没考上,于是,他回到老家跟父亲学扎竹椅,作为一门手艺养活一家人。他老婆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为人贤淑,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从无怨言。

    我发誓,我绝不相信施老师会看上那个扎竹椅的人,尽管他会拉琴。有人说有一天晚上施老师忍不住抱了他,也有人说是拉二胡的人拉住了施老师的手。我亲眼看见扎竹椅的老婆拉着施老师的手说话,很亲热。他们根本不像恶煞的人。

    后来,他们撑船走了。他们出村,笔直,两里许后,往左拐弯。

    那时,波浪真的很宽。

    夯歌

    如果,我们忘了村庄有过哪些欢乐,只要看看夯墩的底部,它会提醒我们过去到底积攒了多少快乐。

    村庄里的声音挤挤挨挨,鸡啼、狗吠、鸭叫,还有人喊,猪哼,牛哞,越过墙头后扭成了一股绳,似乎意欲把村庄打成一个结。只有夯歌冲破村庄的结,往空中跑去,开出一条路,上面住满了快乐与憧憬。

    夯墩,像个“井”字,全用厚实的木板拼扎,据说这些木板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树龄,足足有四百多斤,像超大版的木凳子,上面布满了一圈圈的年轮,远看像一只只眼睛,突灵灵地注视着我们的村庄。我不敢长时间与它对视,只能瞟一下,如果我盯,我觉得自己会被它突没了。

    打夯时,他们肩背跟我拳头差不多粗的麻绳,身子一倾一斜,往东西南北方向牵拉、抛打,抛打、牵拉,“杭育杭育哊”如影如随,既像是赶力气,又像是解乏。唱夯歌的人年过三十,而夯歌只有二十岁,响亮,有劲,夯歌把一切都修改了,包括年纪。

    领号子的人相当于导演。只不过,他手里既没有剧本,也没有道具,但要与导演的功效一样,把周围四个人的声音与力气不折不扣地摔打出来。

    他站在中间,紧紧抓住木板上特意留出来的一对扶手栏,合着四个人的力,把夯木高高举起,重重摔下。领号子的人一声“起了”,四个人各就各位。领号子的又一声“一二三”,众人开始“杭育杭育哊”,像副歌一样,把歌唱得结结实实,跌宕起伏。夯歌像旗帜一样在村庄上空高高飘扬。如果有一阵风刮过,“杭育杭育哊”也不会从半空中散落下来。如果有人给声音模拟画面,夯歌描绘出来的肯定超越任何建筑。我从不怀疑这种猜想。

    领号善于调动人的内分泌,诱导打夯人的力气一波又一波地涌动。他熟谙男人的心理,喜欢唱黄段子:“东边的阿哥啊,你的力要紧紧啊,拿出昨夜的力啊……”打夯人的荷尔蒙似乎很受到刺激,嘴里的“杭育哊”再次丰满起来,把低声部直接切入高声部,气势夺人。被数落的人咧咧嘴,嘴唇两边像挂了个括弧,一副很受用的表情,两只手更加有力地牵拉,抛打,似乎为了证明自己身上的力气并没有泄漏掉。

    如果此时有女人路过,领号子的必须即兴编段子。“路过的大姐啊,长着两只大馒头啊……”众人情绪顿时亢奋,摔打的强度一下子增加不少。那个路过的大姐吃吃地笑着,不气也不恼,闪着两片屁股一扭一扭地走开。她走远了,领号子的还在继续:“看起来雪雪白,摸起来透透嫩……”打夯人身上的力气毫不保留地再次被哄了出来。

    打夯的人会唱曲,词是自己编的,调也是自己编的。一句唱词,正好完成一个牵拉的动作。他们唱呀,和呀,把身上的力气愉愉快快地使出来。他们需要夯歌统一阵脚,他们也需要夯歌驱赶力气。有了响亮的夯歌,他们的汗水一层层赶来,顺着节奏,快活流淌。

    虽然,他们的动作是重复的、连续的,他们的唱词却从头到尾都不一样,随时修正,及时更改,人世间的红与绿,方与正,在他们的夯歌里进进出出。我们奔跑在他们的夯歌里,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夯的资格。

    有时村里会有两三户人家集中建房,那时夯歌像比赛一样,大家互相铆着劲唱,声音震天响。最乐的是主人,声音越响,出来的力越不含糊,夯歌往上奔,也朝下扎,把房子的根基打得牢牢的,夯墩底部密集的坑坑洼洼是最好的注脚。这时候各个领号人拿出看家本领,你唱哎咯隆咚哟,我唱哎呀哎吱哟。你唱社会新闻,我唱乡间趣事。一时间,村里像开展歌咏比赛一样,响亮地摔打出一个个节拍。

    打夯一个小时后需要休息。五个人歪歪斜斜爬出坑,留下夯墩歪歪站在坑里。这时,东家赶紧拿来好烟好茶,殷勤地端茶点烟。村庄一下子寂静了。

    夯歌把村里储存的东西带到了空中。

    村里有一位瞎子公公,他最喜欢听夯歌。村里人家有打夯的时候,他就捏着两根细竹竿,左右打着路,赶过去听。他静静坐在一边,把两手笼在衣袖里,闭着双眼,一脸的惬意。他从这家听到那家,又从村西听到村东,几乎从没有错过。不知道他记下了多少夯歌。

    瞎子公公从不替人算命,别人问他一些吉凶祸福,他一概回绝。但他喜欢替房子算命。村里人新造的房子他都喜欢掐一掐算一算。他曾替花婶婶家的房子算过命,说是这座房子最多二十年。他还为翠婶婶家的楼房掐过,认为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很多人不相信,尤其花婶婶与翠婶婶,责怪瞎子公公乌鸦嘴,不吉利。瞎子公公不气也不恼,但再也不往她们家里去坐坐。后来,花婶婶家西面的一堵墙在一次台风中倒了,而翠婶婶家楼上的东间,在一次大雨中莫名其妙地塌了。这时,大家想起瞎子公公的预言。只是,瞎子公公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

    不会恶煞的粉塑

    造房前,主人无比虔诚地跑到算命先生那儿挑一个日脚(日子)。算命先生伸出枯瘦的手指,左掐右算,上拨下移,念念有词。

    主人坐在板凳上,屁股基本是悬空的,前倾着身子,目光专注,随时接受算命先生的询问,如生肖、时辰等等。

    算命先生用一双失明的眼睛定下一个明亮的日脚。日脚里还包含几个小日脚——破土、拆屋、上梁,每一个环节有每一个环节的细节,如生肖的冲犯等。主人像接了圣旨一样,小心谨慎地把这些叮嘱捧回家,指导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节骨眼。

    与主人一样忙碌的还有亲戚,尤其是近亲,不仅出力,还要全心全意履行好随之而来的一套套繁文缛节。有些环节可以简单,见个面,出个力,应付得过去。有些程序必须一脚一脚走到,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就会恶煞。

    恶煞只会出现在亲人之间。邻里间吵架、斗殴都不算恶煞,那是恶化。恶化的结果是一旦时机成熟,关系还会转化,说不定一个招呼,一个事件,就化解了原来的恩恩怨怨。大家和好如初,该借东西还会借,该帮忙仍会帮忙。恶煞则不一样。一个招呼不能解决问题,一餐饭也不能让心里的疙瘩化了。俩人形同陌生人,实际上内心各自翻滚着怨气。

    出现恶煞后,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出面斡旋。这个长辈非娘舅不可。娘舅是腌菜的大石头,一压,什么菜都得往下沉。东方电视台曾经有一套关于“老娘舅”调解纠纷的节目。其实,浙东一带,老娘舅处理恶煞是一直传下来的。

    因此,舅舅家要造房子,日子还没定,母亲早早开始操心。她操心的是上梁那天送什么。她左打听右打听,又与小姨嘀嘀咕咕,却不跟奶奶商量。

    我也不清楚母亲与奶奶有没有恶煞过,但从俩人的态度上看似乎曾经恶煞。奶奶在河埠头洗衣服,母亲就不去,待奶奶拎着竹篮起身回家,母亲才手持棒槌,急急赶到河埠头。而每年的除夕夜,母亲又会支使我去叫奶奶,让奶奶过来吃分岁饭。俩人亲亲热热相待,尤其做祭祀时,母亲做奶奶的下手,奶奶怎么说,母亲怎么做。

    舅舅家的房子开始夯地基了,母亲已经定下了一付“上篮担”。这是近亲中最考究的礼尚往来,也是一种象征。有了它,两家的亲近程度一目了然。

    娘家人有什么重大事情,没有这付“上篮担”,姑嫂间会恶煞。恶煞的后果,你家有事我不给你撑场面。

    姑嫂恶煞,自然婆媳也好不到哪里。小姑进了门,嫂子会指桑骂槐,刻薄的话一句一句扔出来,直到小姑难堪离开。小姑不来,嫂子也会骂,骂得鸡飞狗跳,做婆婆的还得有气当没气。所以,姑嫂一旦恶煞,比婆媳恶煞还遗留更多的历史问题。

    舅舅家上梁的前一天,父亲挑起由母亲准备好的“上篮担”。父亲还只到道地时,舅妈早差遣舅舅去接担子,自己忙着倒热水绞毛巾,差使自己妹妹给父亲泡茶搬凳子。舅妈把热毛巾递过来,见父亲正要坐下,不待思索,捏住袖筒,伸出手,往凳子上蹭了蹭。母亲这付“上篮担”足以让舅妈在她娘家人面前撑起面子。

    “上篮担”既是对八只篮子的别称,也是对篮子内所摆放物品的统称。凡进入“上篮担”的食品,一般不会有低档的。所以,我从舅妈殷勤的态度上,觉得“上篮担”在人情往来中确实是一个重筹码。

    我惊叹于那条放在第一层的粉龙,活灵活现盘踞在里面,一对眼珠子乌溜溜,嘴巴腥红地张着,旁边垂挂着两条龙须;前面一对龙爪紧紧贴在肚子下,后面一对龙爪半缩半放,似乎随时可以腾空而起。龙身上的颜色很丰富,主色是红色与金色,尤其身上的龙鳞,是一片片镶嵌上去的。

    现场有不少人惊叹这手艺。母亲得意地说,我们可是定得早,要是晚去几日,还不一定能订得上,现在家里做事的人多起来了,没有五台元宝这事是圆不了。瞧这手艺,刚开始觉得付出去的钱有些贵,现在看非常值得。母亲自然不忘记提醒舅妈,这付“上篮担”可是层层都花了不少钱。

    那天帮忙的都围了过来,他们也缩着手,可嘴巴没闲着,啧啧,嗯嗯,咿咿……耳边尽是赞美的声浪。我觉得大家捧出那么多的赞美,与其是在夸龙的逼真、元宝的象征,不如说是在赞捏粉塑的人。再说,真龙谁见过啊!虽然,他听不到那么多人的赞美,但,我猜想他的耳朵一定发烫。

    老人说,如果有很多人念着某个人,某个人的耳朵一定会发烫。于是,我不由想象捏粉塑的人现在一定是一手摸耳朵,一手捏粉团,脸上迷惑不解,谁在念我啊?!

    那天舅舅喝了点酒,有些兴奋,瞪着一双铜铃眼,说:“这个我也学得会。”舅妈丢给他一个白眼,说:“又要吹牛了。”舅舅急了,说:“我能让一块石头咋样就咋样,难道还对付不了一团米粉?”很快有许多声音掺和进来,有补充的,有帮衬的,也有嬉哈的。

    粉塑的材料很简单,就一团粉,要捏匀,还不停地揉。这个程序一点都不难,母亲会,小姨也会。每年年底要做汤圆,揉米粉团。边加水,边匀粉,待水差不多渗透到米粉里,便停止加水,开始用双手揉。揉啊揉,把米粉揉成一团,面有了劲后才可以捏。这是最关键的。

    像我们平庸之辈,只搓出一只只汤圆,椭圆形的,下面拖着一条尾巴,像只蝌蚪。除此之外,只能是做麦果,从粉团上捏一小粉团,将其搓圆后,放在手心里,两手一摁,粉团成了粉饼,我们叫它麦果。我们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提升的余地了,再往前走,已不可能。

    对做粉塑的人来说才刚刚开始,他捏、搓、揉、挑、剔,等等,根据来人所需的用途,捏出不同的形象。祝寿的,捏寿桃,捏仙鹤,再配合一支大灵芝,寓意健康长寿。生小孩的,根据生肖,捏出不同的生肖粉团,栩栩如生。他非画师,但有画师的惠质兰心,每一个粉塑图案事先在心里构思过。他不是雕刻家,可具备雕刻家的细致,他的刻刀是他的手指。他十个手指头分开是不同型号的刀,合起来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在雪白柔软的米粉上左捏右搓,上撮下摘,精心打造他的粉塑。

    粉塑最后一道工序是上颜色,用一把刷子蘸上颜料,细细地涂、抹、刷,似乎给它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如果做的是动物,捏粉塑的人会握起一支毛笔,蘸了黑颜料,往眼睛上一点,动物顿时生动十分。

    半个月后,灶王爷前的粉龙与粉元宝慢慢出现裂纹,昨天掉龙须,今天脱龙鳞,渐渐失却了鲜艳的颜色,舅舅还是舍不得扔掉。到最后全散了,剩下粉粒粉末了,似乎回到了它们最初的混沌之境,舅舅才小心翼翼把它们撤下来。

    我问外婆,那些粉粉是不是菩萨吃过了。外婆立刻纠正,说,菩萨不能用吃,要用贡。我又问,那菩萨贡了没有?外婆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应该贡了。我不知道它们是啥滋味,或许菩萨知道,但,菩萨是绝不会告诉我们是什么味道的。

    舅妈跟母亲没有恶煞过。粉塑原来不仅仅贡菩萨,还贡姑嫂的关系。这恐怕做粉塑的人自己也想不到。据说,做粉塑的人年纪越来越大,不想再做了,而他的儿子嫌这是小本生意,并不想继承他的手艺。估计不出几年,五台元宝很难再出现了。

    怪不得,老娘舅走进了电视节目。

    责任编辑 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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