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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中短篇小说
 
·荇菜/佟惠军
·唏嘘/章以武
·两颗黑痣/王勇
·鸡零狗碎的人生/张哲
·怪病/王宪森
·灯塔的西边/蜀虎
·弹弓/雪妮
·在麦田上走走/万胜
 
海燕诗会
 
·执灯者/凡人
·在还原中抵抗时代的失衡/颜梅玖
·杨明山古体诗选(新韵)/杨明山
·我的大红(长诗节选)/刘福君
·我不属蛇/张飞超
·微山湖献词/甲戈
·情不自禁的歌声/郭富山
·母亲错怪了一只鸡/王宏军
 
都市美文
 
·相邻而居(外一篇)/石桂霞
·坨子,坨子/孙培用
·青山与雨,古庙与僧(外一篇)/刘源
·那时冬雪/罗维
·没多大事/沙克
·隆冬时节走大连/丁尚明
·龙柏与洋槐下的太阳沟/秦岭
·花语/韩秀媛
 
像那大江的流水/李隼
  海燕  2016-11-22 09:32 转播到腾讯微博
李隼 

    我下班回来,她说,忠戍荣城来电话,报告了他的一件事情,还问你,要不要回老家,他们做了48周年同学会,你愿意不愿意见他们?

    忠戍总是像这样说话。其实,我并不介意他话里的那些被她一向揣度成的潜台词。要给他回话,我又没有存储他的信息;不回,她又一直催促我。第二天在班车上,忠戍来电话了。这就是构成我被他拉进同学微信群的直接动因。

    在群里,我见到了我们的初中班主任老师毛芝芳先生。

    忠戍说毛芝芳先生身体很好,不老,已经77岁了。

    我添加通讯录之后,点击了她的页面,很潮,真的不像一位老人的空间。“八一”那天一早,她就发了降央卓玛的《驼铃》。算作回应,我发了《海伦往事》。海伦是我的故乡,她的故乡,似乎是在南岔林区一带。我记得,有一天班会,她讲了一个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我开始知道她是异乡人了。她还说她的长兄上班骑自行车,从口袋里掉出来一只手帕,一个小学生追赶着拉住车子送还给了他。

    大约是1964年初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刚进行或者快要结束了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被净化得如同一瓶娃哈哈纯净水,许多大学毕业的文青都怀着“祖国儿女,志在四方”的梦,从遥远的家乡到更遥远的地方去支教。我知道,我们老师当中,就有北京籍的吴庆仁,河北籍的蔡国忠,还有内蒙古籍的一个女老师,甚至还有家在哈尔滨、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至于外校,后来我到电大工作,才知道师范学校还有湖南的黄先生跟他夫人、妇科专家郑晓钟等一大批文化人。他们大多都终生留在了我的故乡,带着他们无改的乡音而成为独在异乡的异客。而毛芝芳先生后来虽然是调转到了绥化地区,但那依旧不是她的故地,应该说,也是跟那些文化人一样,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片热土之上了。

    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少无大志。尽管我的舅父李秀生每到我家,便喋喋不休地明示我一定要考哈尔滨医科大。我的舅父出身中医世家,所以他对医学总是情有独钟。事实上我不仅没有报考哈尔滨医科大,而且就连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都没有读完,便早早回乡务农了。这其中的原因,现在想起来也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趁着停课闹革命的因由辍学了。至于深层次原因,现在,我也不能够说明。

    我是独生子,父亲比我年长45岁。他眼睛里含着厚望,只要我认真上学,他几乎每星期都带着我姐姐来给我送学费,我们到红旗饭店吃饭。席间,那种厚望就在吃饭的桌子上流下来,一直流过盘盏,流过我的衣兜,流到我的脚面。而我想辍学的念头终于还是被他察觉了,因为我已经无缘无故地一个星期没有上学。我父亲是出了名的家暴,凡我犯错,他总是半夜起来,趁我睡熟,掀起来被头,使皮带,彻底地抽在我的光屁股之上。我恐惧死了,但一家人谁都无法上前拦阻。这次他依旧是故技重施,但我没有安然就范,被苦打了一顿之后,我一个人逃到生产队的马棚里,在老更倌的炕上挨了一夜。白天,我就去跟一个一天书没读的小伙子到草棚里铡草了。我就这样劳作了10年,直到我告别家乡,又上了大学。我父亲见我如此决绝,平生第一次放了我一马。我成功地辍学了。

    我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是经过教改的。只考语文和数学,而语文只考一篇作文。考试的权威性和模式化,使得我现在还记着那篇作文的题目叫《同学们爱唱东方红》。发榜那天,一位别的班老师负责送我们全大队的榜,我们一共考上了5名。我家住在村东头第一家,老师送完榜便被留在我家吃午饭。我母亲做了二米饭,煮了咸鸭蛋,我父亲还给老师备了酒。阳光灿烂得跟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一样,从地面一直飘升到燕子穿梭的屋梁。

    而隔壁的我的外甥王禹良,是在百分之百考中的预测里被淘汰出局的一个。那天中午,他没有吃饭,而是扛着锄头一个人下地锄秋草去了。前年回乡,看到他正在晾晒水稻,他一面咬着籽粒,一面说,舅,你看多成,等我给你磨新大米吃。王禹良在这片他本也想离开而又不许他离开的土地上,生活劳作了比我们同学会的48年还要长的51年。

    全县我们这些从农村招生来的大约100人,都被安置在县里最好的初中第三中学。

    教室是墙宽、窗子高而窄的俄式建筑,正厅门前是一片开阔的操场。宿舍在教室的后面,五间砖房,中间开门,左右的筒子屋,中间通道,两面搭板铺,就是寝室了。我们报到得早,进门即看见一片蒲草垫子铺着。父亲把我的行李放在一头,就去我二伯父家拿狍皮褥子。同学便陆续前来报到,家家都带粮食和吃的,粮食要送到食堂换回饭票,吃的则是五花八门。我母亲给我烙了四张糖饼,还装了一罐头盒子咸黄瓜。我刚打开罐头盒子,咬了一口糖饼,从门外就走进来大约有四五个老师,其中有一位女老师,那就是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毛芝芳先生。

    她人很干练,喜欢穿黑色带大襟棉袄,短发,黑皮鞋,干干净净。第一次见面,她便在试叫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我后来教学的时候,才开始知道她是很专业、很敬业的。但每当我回顾这段人生最初序曲的时候,我总觉得很尴尬、很懊悔。倘若是现在,我是绝对不会在老师面前留下这吃货形象的,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得恰到好处。但我知道,人生是无法重来的。

    我小学的语数,那时没有人辅导,都是自己做到100分的。而初中的数学——毛芝芳先生教我们数学课,是学校有名的毛几何——可我的感觉,只是她讲课十分精辟,十分尽力,我却是一点也听不进的。现在想想,也还是不知道,那时的数学作业是怎么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的。后来不久,甚至出现了两次我被挂在黑板上的情形——简单得不能够再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现在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课程了。我穿着母亲那么好的针线活儿为我设计的棉袄,黑色咔叽,对襟的蒜枚嘎达,两只手针贴的口袋,胸前别着闪耀的团徽,我沉下头,对着54名同学,无一言以出。我不再是吃货,而是成为了“挂客”。

    而语文,我自以为是绝对超人的。那些数学尖子的语文笨人,当心跟我一样成为另外一科的“挂客”。他们几乎在每节语文课之前,都来求索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以及修辞等等的繁难问题。第一学期,我在学校的操场上,在全校1000名师生面前,领得了人生第一次征文的奖品。我开始品尝数学的恐惧,同时也开始品尝语文的大无畏了。这品尝,使得我后来步入终生写作的歧路,步入人生的单行道。

    我们上学时是讲究“三同”的,学校要求老师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蔡国忠先生就跟我们住一个寝室。一张板床,横顶在通道的一端,两侧并排的都是学生。蔡先生神经衰弱,教我们语文,有空老是练习毛笔字。一个寝室50人,冬天地中间一座地炉连着半截火墙,乌烟瘴气,他都要跟我们起夜入曙地混在一起。晚上北床老是有个别人闹笑话,叫人无法入睡,他便常常起身大声说,“你们这是干审磨啊!”于是大家下课就学他,“你们这是干审磨呀!”但大家都很喜欢他。1996年我姐姐去世,我们的车开出医院,透过车窗看他进了医院,我想下车,但村人迷信,送葬车不可以停下。我再没有见过他,一晃有40年了。

    毛芝芳先生每逢课间或者是自习空节,就会来辅导,或教我们唱歌: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

    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永远忠于共产党,

    永远忠于毛泽东,

    世世代代绝不改变,绝不改变。

    这是李劫夫的作品。毛芝芳先生的节奏感很强,音域不是很宽,但是准确好听。那年带学生去沈音,在音乐厅前的劫夫园,学生要我跟他们唱,我唱了这首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想起她的那节自习课,想起她晨检时拿黑板擦点击讲桌,教我们唱歌。现在学校里,似乎已经没有他们这样的老师了。

    我们那时劳动很多,是作为规定课程开的。我们常常夏天去薅地,冬天去刨厕所。那次我们是去了城东的一个坡地,各班争先恐后。她叫我写新闻报道给学校宣传组,我写完马上就被播发。劳动我们班拿了头名,全员兴高采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写宣传稿,后来甚至因此一度进过地区的优秀通讯员培训班。但这次我把龚双福的大黑龙钢笔弄丢,回校给他买了一支新华,是以一当十的。他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是不是连他自己都忘了这件事情,但我永远记得。

    东北的冬天奇寒。毛芝芳先生戴着手套跟我们一起刨尿冰,臊咸的冰渣子,常常迸溅人脸。她是一面刨,一面用脚归拢成堆,一点都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可能还捡过粪,收过土灰,都是为乡下集体积肥的事,已经不能够完全记得了。

    只记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冬天,她早早给我们生炉子,劈柴,掏灰,引火。她具有很卓越的指挥才能,但她从不指手画脚。常常是刚刚收拾完,即拿粉笔教具书上课了。我后来在中学,在科研所,在大学,都是一直坚持卫生亲自值班,安排学生不依赖学生。后来实行保洁员,我们也是跟着一起搞卫生的。我们的卫生分区一直无死角,人的思想也是应该无死角的吧?这是不是得益于她的教诲呢?

    “一二•九”她给我剧票,“七一”她给我电影票。一个同学的家境不是很好,两手都冻出了疮,她买了新棉手闷子,不声不响地给了那个学生。我的长兄听错了电话,本来是我二伯父去世,却听成了我父亲。她悄悄把我领出课堂,送我到我长兄站着的走廊,说要不要再打一次电话确认下。结果证明她的审慎是正确的,是奏效的,一场虚惊。

    她可能还有许多不为我所知道的朴质和闪光,那就留待同学们去回忆吧。

    但有件事情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无论为人生,还是为人师,都是不能够原谅的。文革一来,学生造反,报复老师。我与毛芝芳先生的一次争吵,成为我们造反派纠缠她的理由。我们煞有介事地把她叫过来,她那时好像刚刚结婚,很瘦削的样子。但她的到来却把一场闹剧化解为哑剧了。我们除了翻争吵的旧账,再无任何可以伸张的“正义”。不到三分钟,整个过程便全部结束。或许此事其实也并无几个外人知情,可我却为此遗憾终生。那时我16岁,她26岁吧。

    这使我想起今天尚健的中国先秦史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与他的前辈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他们俩跟我在40年前有过一次相同的昧行。李学勤先生把这段昧行写进了他的简历,我写进了我的回忆。

    我们以笔墨的涂鸦可能遮蔽这漫长时光留下的遗痕吗?我想,是不能的。

    这不尽是时事使然,还有一己之私在内,是不可宽恕的。

    然而,先生早已释怀。1984年我报考研究生,她听说后便对我的同学说,告诉他叫他考吧。之后,她还请我们吃了饭。

    今天,我看到先生的微信头像,漫长的岁月没有给予她褶皱,而是给了她无限的丰盈,这无疑是一种睿智的报答。先生知道我被拉进群来,第一个就主动问我的近况,嘈杂的人世没有给予她虚妄,而是给予她无限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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