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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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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组诗)/逯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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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上的诗篇/赵国春
·湖/宋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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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风情/刘荒田
  海燕  2016-11-21 13:38 转播到腾讯微博
刘荒田 

    春行

    写下题目,对着“春”字哑然。不错,眼下三月,阴历的仲春。但位于旧金山湾畔的唐人街,四季如春,春如四季,季节的嬗递不在温度计、湿度计,只以铺子和公寓楼门首半新不旧的倒贴的“福”字提醒春节过去不久。是故,进入三十多年间走过无数趟的中国人聚居地,若把“踏青”悬为目的,怕连电线上与故土同类一般发咕咕声的鹧鸪也笑我矫情。好在,我此来是为应朋友之邀,一起到某家已去过多次的餐馆吃午饭。

    乘惯常坐的30号巴士,年轻时坐,爱看书,偶因入迷而过站,老了爱呆坐即眼神空洞而想入非非。刚才,巴士驶进唐人街时,我居然把从前拿来构思一首八行新诗的光阴用在罗列下车后的无聊细节:买一份报纸,因为它刊登我的散文;寄一封信;买剪枝的工具。看时间,离约定的正午还有二十分钟,为“哪里下车”而斟酌:从跑华街站下,往前走一个街区才到邮局;从市德顿街站下,往回走二十米,遂选后者。居然连哪一处车站路基太高可能绊脚也顾及到了。由此引发对两种人生的无聊思考,计划人生与非计划人生。老杜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我等不辨平仄,做不出旧体诗的老家伙,血管变窄,思维趋琐碎,如果还在“计划内”,便刻意给“过日子”设想具体而微的“步骤”,且在事后检讨时为“按部就班”果然次第实现而得意。

    下车,在邮局门口把信塞进邮筒。过十字路口,从一位比我老,埋头读报的档主处买了一份今天的报纸。由于太熟悉,我连进哪个店铺,看哪个货架都能预先设计。比如,进华盛顿街一家廉价品专卖店,侧身在奇窄的过道挪动,从最里面的底层,找到几种园艺工具,但没有买下,懒得拿着四处走动之故。

    前来饭聚的两位友人,一个打电话,一个发微信,都说要晚点到。那好,额外的时间用来寻春。春在往昔。我写过一首诗《四月,雨很明亮》,道出三十年前效“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陆放翁,春日上唐人街寻诗的梦想:“虽说此处无驴(连黔之驴也无)/剑门太远太远/眉睫的雨却乖/尽滴入权充诗囊的篮子/最蠢是汽车的刮雨器/啰唆有如老奶奶的夏扇/何不停下,给车里人以氤氲,以明媚——一个假设的江南?”此刻若要踏青,九公里外的日本茶亭左侧有樱花林,青铜般的枝丫,一个个小不点的芽苞就是行将启封的春讯;金门公园名满天下的大温室外,迎春花云蒸霞蔚;虞美人和波斯菊在我家后院。至于烟水,熏风,桃花的红雨,屋檐下燕巢里的啁啾,远山布谷,这些春的“标配”,你要拥有,须买越洋机票。

    算定友人没到,但我先走进饭店落座。为的是看自己印在报纸副刊的文字。打开报纸时想起一个比喻:照镜子。此刻就是。一个笑话说,夫妻逛画廊,太太是近视眼,指着面前一幅说:“这人像超难看!”先生趋近,小声提醒:“那是镜子,不是画。”平日我是类似的近视眼,但此刻多了冷静和客观,果然发现,用词不妥三处,叙事欠细一处,累赘多处。总而言之,不是东西。

    友人终于赶到。点菜,吃菜。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不大吃饭,貌似较彻底地实践钱钟书的主张:“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其实不尽然,我们的目的是叙旧,唐人街的菜式近于千篇一律,说是大快朵颐,不如称为敷衍肚皮。聊天本来海阔天空,逐渐归结到愈来愈逼近的老境。女性友人说,她的洋老公从前要她发誓,将来他老了,不送疗养院,她那时年轻,答应了。现在才知道难办,一个体力有限且也上年纪的女子,怎么替病床上的大个子男人翻身,抱上厕所?我说,不谈为好,“最后一段路”是老天爷的辖区,说也白搭。我说罢打个哈哈,一句话没说出来,心里狠狠自嘲:你不是信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吗?且把撒手之前的种种“预“给我看?然后,和两位友人道别。街上的太阳真好,永远不老的是它,还有希尔顿酒店门口的马蹄莲,我经过时一个劲儿地鞠躬。

    好了,该去买镰刀。回到老地方,细细挑选。镰刀和草以及树有关,也就是和“春”有关,唯一切题的工具。弯弯的,窈窕如上弦月。带细齿,叫我想起儿时从草坡抓到的蚱蜢,那钢条般的腿也如镰刀一般。货架前的过道上下堆满了货物。一位比我老的老太太昂然而入,扬言买一种带五个钩的衣架。敬老的店员领着她往里闯。我为了让道而紧贴货架。接着,两位中年女性在我旁边找晾衣服的绳子。三个女士,一色纯正的乡音。油然想起家乡的春天,我的知青岁月。四十多年前,屁股后面的皮带上插一把类似的镰刀,在乌青色天空悬挂一把雪亮镰刀的凌晨,走二十多里崎岖山路,再下深谷割柴草,“千万留神刀口,柴草如果太硬,镰刀会打滑,刀口若向上,你的手指头就没了!”第一天,村里的打柴专业户这样教导我。此刻,我手里的镰刀,隐隐然带着雾一般的汗汽,空山鹧鸪的啼叫“行不得也哥哥——”,绿色柴草好闻的微腥,山风。

    拿着镰刀去付款。女收款员好奇地看我一眼,我趁机请她把镰刀包好,以免割伤人。她说好的,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我无意间瞥见,包裹镰刀的竟是刊登我的“不怎么样”的散文的副刊。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计划外”。我没做声。报纸是今天的,要么她刚才买来看;要么报社在送往报纸档销售的同时,送一些给商户作包装纸。不管怎样,都是天作之合。

    该回家了,路上一切依然可作预测,比如路线,穿过联合广场时,空地上琳琅满目的画,注定无人购买,但画家自我感觉良好地晒着不老的太阳;比如缆车经过时的铃铛;比如纹身男子春草般茂盛的胡子;比如地铁工地上秤杆似的起重机“称城市”的雄姿。但有一样,我怎么也解不透:巴士上,一个背着奇大的背囊的白人男子,头上的金发分成二三十绺,貌似黑人惯常打的辫子,但他的头发没“编”过,如何合成辫子的形状?

    日暮

    冬天,号称四季如春的旧金山也寒意逼人。星期六下午,从十公里的海滨乘巴士到市场街,穿过圣诞购物季高峰期的人潮,进入旧金山唐人街,为的是参加晚间某同学会举办的年会。

    从一家卖音像和书报杂志的老店踱出来,浏览积臣街旁一幅着色夸张、用笔拙朴的大壁画,叽咕着:色彩怎么越来越模糊呢?答案是现成的——夜说来就来。走到帕思域街和市德顿街交界处,交通灯在头上开放绿和红的昙花。“最大平卖,一元一袋!”带四邑口音的吆喝把我从凝思惊醒。声音来自身边。蔬菜店门外的货摊旁边,一位矮小的女售货员,快六十岁了,彪悍如此,该是老板娘或老板的老娘。她把塑料袋盛着的富士苹果举起,向黑沉沉的暮色叫卖。据目测,一袋至少三磅,按市价要卖三元到五元。一个路过的中年女子马上趋前接过,说:“还要两袋!”连我这局外人,也被这不可思议的廉价吸引住,思量要不要买两袋,又怕提进大伙盛装出席的宴会遭笑话,遂打消了主意。她卖完苹果,又把一箱苦瓜拖到灯光明亮处,还是“一元一袋”,相当于白天标价的五分之一。按规矩,顾客付款要进店内,她晓得下班的女士要赶回家做饭,便以围裙上的口袋当收款机。她是明智的,趁早卖光不远胜于让卖相日逐日的难看下去吗?

    想起唐人街二十五年前流行的一个带点恶意的笑话:在这一带拥有三座旅馆的台山籍富翁,早年开餐馆,后来炒股票大赚,成为此地房地产一霸。不过,生前身后,他的“小气”都远比他的“有钱”出名。六十四岁那年不堪疾病折磨,开枪自杀(此举被闲人渲染为“舍不得巨额医药费”)。而他的病,据说源于“每天傍晚在街旁捡摊档丢弃的菜回家吃”。若传闻不虚,三十年前此刻,说不定一个出没于摊档间,实行“人弃我取”主义的身影,就是此公。眼前隐然泛起这位爱到处题字,向所有上门募捐的团体只捐出一块钱的名人的影像,一股悲凉从心间升起,不是凭吊他,而是由他所钟情的烂菜帮子想到“日暮乡关何处是”。

    路过一家专卖营养品和电话卡的小店,往里看,挂钟标出六时。国内来的游客也许想不到,陶渊明田园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指的种田人的作息时间表,在这里也大体管用。今天是阴历下旬,下弦月在泛美保险公司大厦状如金字塔的尖顶上方,一艘玲珑的黄金小舟,但没人有看得闲情。暮色,和时间比赛似的,抢先吞没飘着各色旗帜的楼顶上方,再俯身占据人行道和不开灯的窗户。十字街头的交通灯呼应着店铺透出的灯光。恍惚间,街道成了被倾进大量浓黑颜料的水缸,把匆忙的行人变为神秘的幢幢黑影。也有暮色摆不平的,那就是密匝匝的招牌,华隆公司、衣架子、金堂阁云吞火锅海鲜馆、丽达珠宝、寿宫、过足瘾、大明星戏院、华人快递、威斯康辛野生花旗参专卖店、招牌南乳吊烧鸡、东方事务所、天祥参蓉幸运金行——各自为政,又汇聚为鲜明的共性——气象万千的强悍汉字是当然的主人,英文屈居边缘,担当注脚。

    身后传来卷闸的隆隆声,一家品茶店在关门。随后,起了连锁反应。鱼店和蔬菜店的伙计把摆在人行道的带轮子货架推进铺内。灯光特别耀眼的海味店里,有人在点钱。肉店开始用水管洗地板。按时计酬的雇员没有义务超时干活。市德顿街一长溜店铺在五分钟内都把门关上。例外的是老板坐镇的店,买彩票的那家没有停止营业的意思。两个老头子把手肘搁在柜台的厚玻璃上,对着屏幕,争论该给哪一队篮球队下注。咖啡店里空荡荡的,柜台后也没有人,最后离开的店员在厨房把剩货放进电冰箱。每一天,日暮都是收拾的时间,停止工作的时间,回家的时间。暮年呢?光阴如此之倥偬!来不及赞叹“夕阳无限好”,黑夜已笼罩,占领的节奏无从容可言。

    我反其道而行,当“顺发”海鲜店的老伙计很不耐烦地用手势和最后一位洋顾客讨论冰冻鳙鱼头的价钱时,信步向百老汇大道走去。不,向我的“早晨”走去。第一次来唐人街,是三十五年前的夏天。三十二岁的新移民,心灵被无边无际的自由和纷至沓来的新鲜冲击着,欣喜带着晕眩。我此刻要重新体验它。一百年前,百老汇街是约定俗成的“中国人的边界”,往北走是意大利区,那个年代先侨如果越界,难保不被西西里黑帮旗下的小混混饱以老拳。如今这界限已不明显,华人以书店、鞋店、平价超市向北拓展了两个街区。

    如今,从百老汇和哥伦布街交接处仍能领略欧陆风情。人行道上的众多小圆桌旁,密密麻麻地坐着游客,穿绿色制服的侍应生别着欧洲口音,递上正宗意大利面条和旧金山酸面包。柳条伞,旗帜,海报,和汉字招牌遥遥对峙,俨然两个国度。那年代,我呼吸着混杂烤大蒜和乳酪的“异国之香”,从科尔塔的阴影下走出,回到唐人街边沿的格林街,在以现杀现卖为特色的“安生鸡鸭”所传出的鸡鸣中,默诵郑愁予的名诗《边界酒店》:“一举步即成乡愁/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和苦涩的家国之思比,过分便捷的乡愁是甜里带酸的草莓蛋糕。那时节,可想到有一天会老成这般?风来了,我裹紧夹克,把毛领拉高。

    衔接乡愁如山野迎春花的青春末段的,是忙于谋生的中年。在房贷、儿女教育、亲属移民这些大事的间隙,布置带着不甘和庆幸的抒情诗。我路过的华盛顿街,那水泥做的垃圾箱还在,有一回,在店门口的摊档买做家乡汤圆的糯米粉,付钱时把一本从书店买的最新台湾现代诗年选放在垃圾箱盖。半天以后记起,气急败坏地赶回,心想那里大白天人挤人,岂有不被顺走之理?不料它在老地方守身如玉。我拿起书,遗憾多于欣喜。

    左不过是每年岁暮从唐人街超市拿来的带广告的挂历翻过二十来本,中年已过去。前几天走进一家规模和装潢水准相当于故土县城商铺的杂货店,满头白发的老板娘认出了我这个老乡哩(从前一个星期至少三天来买报纸),笑问这些年哪去了。我说还在这里啊!除了她和在柜台旁边支颐打盹的男掌柜,这一带的生意人已换了一茬。

    人老了,难免想“老事”。都板街和市德顿街,好几家客栈设在商店的二楼及以上楼层。我初来时,不时登楼去看望朋友,他们都是比我老得多的同胞。一位一个星期前才从广州移民的老作家,把我迎进逼仄的单房,往走廊瞄瞄,关上门,神秘地私语:“千万不要说出去,现在广州的工厂开始发奖金了!”那是1981年,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早已启动。“一位在这里住了五十年的孤独老人,死去好几天才被社工发现。床上床下散放着的中文报纸,是《时代报》,他弥留前读的⋯⋯”创办《时代报》的理想主义者和我并肩走时,指着二楼一个窗户,自豪地告诉我。那是我进入《时代报》当编译的1986年。如果上溯百年,那是流行落叶归根的时代,街上见到的、像我这般年纪的华人都结束漂泊,回到彼岸的故园。其中两位,曾进入名画家司徒乔的速写。他们从旧金山乘越洋蒸汽巨轮回国养老,偶遇画家,后者即兴写生,画上的脸尽是深刻的沧桑。而我的际遇,胜于他们,因为可以两边游走而不必“一去不回”之故。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便是家。”在因“心安”而蜕变为“家”的异国,中国城无疑是同胞共同乡心的寄托。我即将参加的同学会,和五花八门的同乡会、联谊会一样,延续乡情,加强认同,是“落地生根”的必要策略。时间到了,我向“新亚洲”酒楼走去。一对中年同胞擦身而过,男的说:“这几年,大酒楼关了四家,大名鼎鼎的皇后,金龙,金宫⋯⋯都逃不过。”我想对他这样解释:中国城衰落,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社区走下坡,相反,说明我们已突破局促一隅的传统格局,把中国餐馆、超市、咖啡店开遍各个居民区。何况,今不如昔的唐人街依然是华人社团举办各种聚会的必然首选,无意中诠释了“池鱼思故渊”的古典乡愁。“新亚洲”里头,人声沸腾,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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