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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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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禾的诗/谷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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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文字/李秀英
·徽州记/刘驰
·毕晓普和她的“太阳狮”/高海涛
 
荒年杂记/孙广森
  海燕  2015-09-22 09:35 转播到腾讯微博
□孙广森 

    住校生

    1959年9月,暑期开学后,我从塔岭宝聚的庄河四中,转学到位于镇内下街的庄河一中。庄河一中校址,就在老万字会楼南边,中间隔着一条小道。以红楼为主体,分东西两个大院,中间隔着一条大道。西院是一年级,还有几个班的二年级。东院是三圣宫的旧址,三圣宫院内全是三年级。操场就在三圣宫大门外。院内大殿是宿舍。

    忘记了哪位哲人说:过去的,都是美好的。而我,则因事过境迁,笔下乏力,才难以还原既往——

    一年四班教室,在红楼下的南厢房。我的班主任叫张富生,是个矮矮的、瘦瘦的小老头。张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建国十周年大庆,学校里也到处张灯结彩。张老师写小彩旗,写累了,他就站起来搓双手,揉手腕,抻胳膊。他写的时侯,我目不转睛地站在他身边看。他累了又站起来,我怯怯地说:“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替你写⋯⋯”

    张老师竟同意了!我仿照他的字体,在赤橙黄绿的小三角旗上写起来。他高兴极了,现在是他看着我写,还有一帮同学围着。全都写完后,他让我把他写的和我写的旗子,各摞成一垛,拿到语文组教研室。“杜老师,”他说,“你看这两摞哪个是我写的?”杜老师端详了一阵儿,说:“这不都是你写的吗?”张老师把我推到杜老师跟前,指着其中的一摞说:“这是我这个学生写的!”眉宇间露出一种自豪。杜老师也跟着叫好,连说“不错不错”!

    张老师讲课时的手势,叫我至今不忘。在讲《小英雄雨来》时,他把右手高高举起,手掌对着我们,划着圆圈,“雨来没有死!”他仿佛要通过这样的手势,把小英雄的形象揉进我们脑袋里。1960年的暑假快到了。一天,他手捧着一样东西,兴致勃勃地来到教室。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巧女难为无米之炊。然后转过身问我们:“这句话对不对呀?”同学们齐声回答:“对——!”“错!同学们,你们看,”他把手里的纸包打开,那是一摞长方形的灰白色饼干。他拿出几块掰开,分给前面的几个同学。“同学们,”他指着饼干说,“这不全是白面做的,而是苞米窝(玉米皮的俗称)粉碎后做成的,并且掺了一半还多!在这个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代,我们看问题,要跟上时代步伐,要跳出旧的观念!”

    跟着老师一阵激动,我第一次品尝了“代食品”。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不甜,但也不苦。稚嫩的我,没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预见,更没有大灾到来之前的心理准备,只觉得是老师又一次爱国教育。我父亲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把我的户口,由属于农村的西北沟——也就是现在的光明小区,迁到了学校。我也由走读生而变成了住宿生。

    住宿生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开饭时,排成三列纵队,浩浩荡荡朝北大坡方向走去。队伍先是经过南大坡下的大姑娘床子和鱼市,然后一路往北。食堂在原武装部后崖下。那里是建于乾隆三十九年的天后宫。院内有假山,食堂就在大殿里。一色的四方桌子,是杨木或杂木做成,没有刷漆,却都已经变成了黑黢黢的颜色。吃饭就站着,没有板凳,更别说椅子。一张桌子上放一个大泥盆,一把木勺。

    茼蒿·菠萝叶方糕

    二年级的语文老师是吴明熙。他把我的作文改了下题目,叫《论学习》,写在校门口临街的黑板上,题目后面署上我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班级里有个同学告诉了我,我偷着去看了,然后很快溜走,心下有些小快慰小得意。那时候的学生,还有一门课程叫“生产课”,一个星期一节。最著名的说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一次上生产课,是种黄豆。教育基地就在现在的财政局和市委一带。上生产课的是大个子胡老师,还有张老师。等负责垵种的把豆种一一装进同学书包,胡老师说:“撒几粒呢?豆,豆,四五六;撒撒手,七八九。”我们就跟在犁仗后面,拿锄头的刨窝,背书包的撒种。学校也种菜。菜地就在三圣宫大院南的操场边上,很大的一片,一直到东大河岸。菜地边上有井,井很浅,绿水长流。有菠菜,还有大片的茼蒿,各个班级轮流浇,长得郁郁葱葱。

    1960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宿舍搬到红楼的第三层,有炉子,但没有煤。那也不是正经煤炉子,砖砌成的长方形炉洞,比胳膊粗的柞树桩子送进去,根本点不着,引火草烧完,也就完了。大家晚上睡觉都蒙着头。脚下放半盆水,早晨起床已经结了一层冰。

    菠萝叶树,在辽南丘陵地带,几乎到处可见。我万没想到能和它结缘。它的叶子——菠箩叶,农家在七八月间,常上山摘回家,压平,晾干,挂在阴凉处。当包菜包子或者蒸黏糕时,拿来当屉布用的。能当屉布,自然无毒。不知道食堂从哪里搞来那么多菠箩叶,先粉碎了,再用豆腐包像做豆腐一样地淘洗,沉淀下来的细渣,掺到全麦粉里,在大锅里煮成粥。然后将这树叶粥倒进四周围着挡板的案板上,摊平,晾着。凉透后,用做成的木板尺,按刻度割成小块。不知道是怎样计算的,那么一小块,就能顶三两或四两粮。心里都疑惑,但没有谁问过,不敢问,也不知道去问谁。食堂实行的是预约制。饭票上只印着早、午、晚,没有斤或两的标明,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标准是早、晚八分钱,中午一角钱,菜是由大师傅给每个人打到碗里,从没看见有油珠儿漂浮。菠菜吃完了吃茼蒿,一概是汤。茼蒿切成寸段,汤是绿的,汤喝完了,碗底一层细面儿沙子。一天,茼蒿刚吃了一半,我竟扒拉出一条虫子,和茼蒿梗儿一般长!我至今不吃茼蒿,可能是当时吃伤了,再闻不得那股味儿,而且一看到茼蒿,就想起那条虫子。

    菠萝叶全麦粉方糕,则要由每桌的值日生,端着泥盆去大灶打。约定俗成,打回来的方糕,由值日生先拿,然后依此类推。因为方糕不是标准化生产,摊的厚薄不一样,下刀的角度不同,所以有大有小。值日生先拿,不能翻着挑,只能从上面选。看准了,一筷子插下去。值日生的权力,是在从大灶到饭桌的途中,把泥盆簸一簸,把大块儿的簸到上面。这是“潜规则”。

    菠萝叶淀粉加全麦粉做成的方糕,我相信,在今天完全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高血黏、高血脂等一应富贵病。至于对大肚子、肥胖症,更会有特殊疗效。但此物也有副作用:一是会形成便秘——严重者,常需要自己躲在茅厕里抠;二是会导致浮肿。

    尽管菠萝叶方糕苦涩难咽,且有弊端,每个人还是愿意当值日生。因为可以挑一块大一点的啊!多吃两口,胃里就舒坦一些,不那么饿得慌。不少同学肛门堵塞了,然后浮肿⋯⋯那时候倒也公平,不用申请,不用测评,老师看谁脸肿了,就通知司务长,可以去享受下小灶。我就在小灶吃过两顿,每人一块油糕,就像大方块的蛋糕一般,表层刷了油,锃亮,香甜。此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蛋糕⋯⋯

    狗日的黄豆

    到了1961年冬天,我也由二年级升到三年级。那时的学生,不但上生产课,还要支农。我们到石山公社收过苞米,到沙岭农场割过水稻。可能社员对田里收成也失去了希望,稀巴棱登(俗语,稀少的意思)几棵苞米,矮矮的水稻都扔在地里,也在所不惜。收回来还是得交给集体,真不知道那点儿粮食该怎么分配。

    我们种的黄豆,却有了收成。一天下午第三节课,轮到我们班上生产课,张老师让两个男生去红楼仓库筛黄豆,其余的不用去了。然后把仓库钥匙交给了团支书。班里除了住宿生和镇内的学生,家住农村的,经不住每天二两粮的煎熬,很多已经不念了。那天班里只有我和郑殿玉两个男生。团支书刘芳芝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小声叮嘱了几句,又看了看围着炉子坐着的几个女生⋯⋯

    来到红楼,我对郑殿玉说:“快干,女生等咱俩回去在炉盖上烘豆子呢!”其实并没有多少黄豆, 不到一节课时间,我和郑殿玉就将豆子筛完装好。两人急匆匆地往布兜里装了几把豆子,兴高采烈地奔下楼,然后左拐。刚走进胡同,张老师已经守在那里。他先是问我们筛完装好没有,然后问:“你们俩揣没揣黄豆?”“没、没有,”我和郑殿玉几乎同时回答。张老师不信,像看到了似的,“把布兜翻开。”我俩傻眼了,下意识地揉着布袋里的黄豆粒儿。他教育了我俩一番。等我们把黄豆送回去,张老师仍然等在胡同。“门锁好了吗?”他又检查了我俩的布兜,把钥匙收回去。我想,张老师真像孔明一般,神机妙算。回到教室,刘芳芝和几个女生,好像已经知道了这一切。我默默地看了看炉盖,炉盖已经烧得暗红。似乎有黄豆在上面蹦跳,滚动,还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郑殿玉后来当了吉林省高院院长。

    人生果真如戏?七年后,张老师在食品公司门口看到了我。我1969年复员后,被分配到食品公司开车,还当了车队的头儿。他还记得我是他的学生,想托我走后门给他买点大酱。那个年代,粮食,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块垒。张老师可能根本不记得翻布兜那件事了,况且,往日他作为老师,教育、阻止学生的偷窃行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人有记忆,且会因记忆而偏狭。应该说,我找业务部门,给他批点大酱,完全可以。但我拒绝了他。我心里想:你不知道大酱是黄豆做的吗?

    当时我太年轻了,说来至今惭愧。

    两次交易

    我相信,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绝不是因为寒冷或恐惧,更不是呼唤异性。肯定是饿急眼了,才嚎啕大哭。也可能我是饿死鬼托生,他的魂儿,老跟着我,一直跟随到下街。越到晚上越饿,刮心刮胆,还睡什么觉!一天晚上,同学吕万金对我说:“咱俩到黑龙江绥化吧,那边缺小学教师,苞米粥大饼子管够!当盲流也比饿死强。”我动心了。消息可能来自他大哥吕万福,吕万福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我俩去照了相,我的肩头有一块补丁,也照了上去。许是细节出了毛病,最终没有走成。

    1961年的冬天终于过去了。1962年正月开学后,食堂虽然不吃菠箩叶了,但又改成了“增量法”。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把大米粒儿泡大了,做出的方糕颤颤巍巍的,像豆腐。分到一块大的,能装一饭盒!长时间的饥饿,会使人丧失自尊,有人在国营食堂买的馒头,被人一把抢去,跑了!因此后来人们吃馒头的时候,得用手捂着。国营食堂附近,是最繁华的街面,那里有买有卖。我先是看,后来也加入进去。我把在学校食堂花四两粮票一角钱买的大米方糕,装进饭盒,拿到国营食堂门前,三元钱卖给了一个进城的农民。再用这三元钱买回一斤粮票。我用一角钱的成本,竟赚了六两粮票!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笔交易。

    第二笔,也是我难忘的。宿舍里,一个低年级同学,早餐没有钱买饭票。他要用一本《新华字典》,换一元钱。我反复地翻看着这本字典,挺新,没有任何撕裂或折叠。我把仅有的一元钱给了他。他的字典装进了我的书包,还记得那天下小雨,我把手伸进书包,抚摸着字典,生怕被雨淋湿了,快步走回了教室。尽管一顿早饭仅仅需要八分钱,但我的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这本字典,后来陪我度过了六年军旅生涯。

    赶海

    春天到了,饥饿的人们知道开荒种地了。龙王庙前是大片的稻田,父亲在房产管理所工作,房管所的农场,在龙王庙东面。靠海的大堤边,是一片水塘。在水塘边,父亲向农场要了一块荒地,有五间房那么大。那里离农场场部挺近。

    学校要去春游,目的地是半拉山。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午发馒头,明天去旅行。我领了馒头,却上龙王庙开荒刨地去了。如影随形,“饿魔”一直跟着我,一个馒头几口吞下去,再也没有了。我累得躺在潮湿的坝埂上,竟睡着了。星期天在学校吃完饭,我就去刨地,快到开饭时间了,再返回学校。别人插秧的时候,好歹,我也把秧苗插上了。然后是拔草,放水,不几天就得去一趟。

    我已经没有心思学习了。好在那时候老师既不留作业,也不考试。不管你懂或不懂,老师照讲不误。我已经跟不上趟了,连几个代数公式都记不住。但在同学眼里,我还是好学生。我语文挺好,物理也行,真是一俊遮百丑。但我早不想念了,家里不能供我上高中。没离开学校,是等户口和粮食关系。那是我的命根子。

    一个星期六晚上,家住岛里的一个同学说:“我明天起早领你去赶海,去不去?”我不知道怎样赶海,但我说“好”!我想,下午回来上龙王庙田里去放水,还跟趟。

    第二天早晨两三点钟,我俩就出发了。他背着一个书包,我空着手,什么也没拿,我们都光着脚。他领着我,直奔东大河下游的鸭湾,鸭湾的水不深,刚没过膝盖,连裤子都没湿。过河后向半拉山对面的潮沟——就是如今滨海路大桥东端——走去。不远就是大海了,蛤蜊岛遥遥在望。他领我下了海,水没过了腰,接近胸口,我有些害怕。“没有事儿,”他说,“潮越退越浅,底下溜平!”他可能来过。不一会儿,就来到亮桩网附近。赶海的人真不少,人家都㧟着筐,别人从网兜下边往外掏海货,俺俩不敢,只在远处的网下边捡了几条“叫咕子”(一种类似黄花的鱼)。他装进了书包,我揣进了布兜。潮水退到膝盖深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太阳下面,看不到海的边缘,水天一色。这时,从蛤蜊岛那边,几条小舢板,飞快地划了过来。小舢板上都是两个人,一个人划桨,一个人手拿一根大竹竿,把网外的赶海人围了起来,吆喝声和骂声混在一起。偏在这时候,我布兜里和同学书包里的“叫咕子”鱼,“咕咕”地叫了起来。我俩在“掏出来”的喝声中,乖乖地把鱼扔进了网里。

    潮水要退净了,阳光白亮,海滩变得斑斑驳驳。蛤蜊岛变成了黛色。我无精打采地往回走,突然,在我的前方,黑色海滩上,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啊!是一条大鱼!一条大雅片鱼肚皮朝上躺在那里,它撇滩(俗语,搁浅的意思)了!简直是苍天对我的恩赐!岛里同学也替我高兴,他说差不多有三斤重。我飞快地拿回家。那天是精简回家的姐姐做饭,她破例没往苞米面里掺酒糟。香气扑鼻的鱼锅里,烀着纯苞米面儿的饼子,焦黄,诱人!

    闰土·社员

    我终于离开了下街。离开那天,张淑芳老师叫我们后天回去照毕业相。但我没有回去,我似乎没有什么留恋。我也没有钱去洗一张毕业照,不想跟父母要钱。我上生产队报到去了,我立即成为了前炮台大队西北沟小队的社员。傅德厚后来告诉我:“毕业后你在街里捡粪,同学们说你像闰土。”呵,闰土?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吗?——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碧绿的瓜田里,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的少年闰土宛若小英雄。可我拿的是半拉铁锨头而不是看护瓜田的钢叉。不过,我还是钦佩同学们丰富而贴切的联想。

    9月里,我戴着一个飞了边的苇莲头(草帽),穿着黑色的旧劳动岗工作服,光着脚,挽着裤腿儿,左手提一个土篮子,右手拿一个半拉铁锨头儿。我是去龙王庙的稻田放水,捎带也拣粪。现在的中心医院南,老木材公司坡下,那里是一片白地,只有两户人家。正是晌午,大道上就我一个人,我正弯腰捡马粪蛋儿,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走到我跟前说:“老大爷,县医院在哪儿?”我抬起头,笑着往身后指了指。许是我苇莲头下的这张脸太不“老大爷”了,他很不好意思,臊得脸通红。

    稻田已经由绿变黄,稻浪也随风起伏。走进稻田不远,一只野鸭子突然扑棱棱飞了起来,飞过不远又落进田里。它在稻田里吃稻粒儿呢,我立刻放慢了脚步,同时觉得肾上腺素都在激增。要是能抓着一只,那该有多好啊,我甚至都想到油汪汪的野鸭子肉。但是野鸭子太机灵了,稍微抵近,它便飞走,似乎在跟我逗着趣,这样非累死我不可。到了我的稻田边,突然发现大堤下的水塘里,竟有四只野鸭子!我轻轻放下土篮子和铁锨头,苇莲头也没摘,猛地扑进水塘⋯⋯居然抓着了一只!它还呱呱地叫了两声,但水里的另外三只却没有起飞,只是飞扑出去一段,慌乱地扑扇着翅膀。我望着不远处的房管所农场场部,心中恍然,扫兴地把手里的鸭子扔回水里。那是他们养的家鸭!

    许多年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几朵白云掠过头顶,大雁的鸣叫声也排空而来。我站在大堤上,浑身已经湿透,脚下汪了一滩水。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哀袭上心头,我哭了,哭得难以自持。至今我还辨析不清——自己那哭声里浸润着什么,广袤而阒静的稻田里,只有我一个人,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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