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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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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妈的孩子是块宝
    2013-07-16 16:37 转播到腾讯微博
孙海东 

    15岁那年,我翻山越岭,背着离婚后寄养在我家的表弟去看电影。那个晚上,我和表弟紧紧地抱着,都哭成了泪人。从此,我记住了那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会唱了那首“有妈的孩子是块宝”的歌;从此,我牢牢地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

    我的母亲叫王淑芬,母亲的母亲叫曹桂莲。我用我的记忆这样感受了她们对孩子的爱。

    母亲是堵挡风墙

    我家在农村,属于大山里的农村。一年四季,除了鸟飞进飞出,甭想看到与现代化有关的东西。

    爸妈就在这里生下了我。

    可能因为日子过得太苦了吧,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听父母跟我说过任何带温暖的话,每天重复着这样几句话:吃饭,睡觉,干活,上学,句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像家乡满山遍野的石头子一样,扔过来撇过去,硬邦邦的。要不是后来在别村看了电影,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样的语言:“哦,宝贝,我爱你孩子!”

    看完电影往回走,山路黑黢黢的,深一脚浅一脚,心情也是冷一阵热一阵,就想,啥时候能从爹娘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该多好呀!那会儿,我坚定地认为,只有说这样话的父母才是真正爱孩子。

    年复一年,等到花也开了,河也冻了,南飞的雁已经来回溜达两趟了,也没听过爸妈说过这样的话。

    小学快毕业那年,我头疼得厉害,母亲用过所有的土方也不管用,最后还是决定带我去县城的医院。天没亮早早地去了,折腾了一天,当母亲痛下决心抓了当时最好的药领我回家时,天色已晚,已经没有了回去的小客车。我们就在路边等,希望能堵住一辆顺路的车。过去了一辆又一辆,没有人理会我们,直到最后,母亲急了,站在路中间,截住了一辆运砖的拖拉机。

    那时已是深秋了,风已经很硬了,打在身上似乎穿透了身体。我和母亲坐在砖头上面,感觉那风让身上的血都凝固了。

    黑暗中,母亲把我一把拽过去搂在怀里,这是我从来没体会过的动作,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没这样抱过我。她很坚定。黑暗中她解开外套,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牢牢地把我裹在她的怀里。我僵硬地依偎着,这种搂抱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太陌生了,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依偎着。

    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冷,我感到母亲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在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母亲一直这样搂着我。偶尔还是那样简洁的对话:“还冷不冷?”“不冷。”“饿不?”“饿。”“挺挺就到家了。”话还是像石头子那样硬邦邦的,但我能从话语间感受到了温暖。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隔住我家的大山的这一头。父亲已经等在了那里。我麻利地下车了,但母亲却不动,原来母亲搂我时间过长,腿脚都已经麻木了。

    那一夜母亲发烧了,我给母亲端水端药。

    那天趁屋里没人,我跟母亲说,都是因为我。母亲一摆手,还是那样粗门大嗓:“去,给我上学,给我好生地念!”

    多少年后,我长大成人了,家里的日子好过了。那天是母亲节,我特意买了康乃馨带回家。饭桌上说起那件往事,母亲惊愕地说:“哦,有这样的事?忘了。”

    母亲年纪大了,记忆越来越不好,小时候就记不住我的生日,总是忘,现在也一样,每次都是我把电话打过去,每次总是听见那粗门大嗓:“哎呀,儿子,我又忘了!”

    后来,在电影频道上又看到那部老电影,又听到了那句话:“哦,宝贝,我爱你孩子!”但现在听到这句热辣辣的话,感觉远远比不上那个深秋的夜晚母亲暖暖的怀抱,比不上那堵为我挡风的墙。

    姥姥是个打食的

    我姥姥,活了78岁,生了10个孩子。

    那天,她的外孙在课堂写了一篇作文,开篇第一句话:我姥姥为了她的10个孩子打了一辈子食。

    姥姥果真是打食的。

    姥姥原本是有名字的,年轻时也是个眉清目秀的“大家闺秀”,是真正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子。但自打嫁给老王家,生活就发生了巨变,日子就不再是衣食无忧,尤其是在初生的第二个儿子饿死之后,姥姥曹桂莲的大名就没人在叫了。打我记事起,就听人们管我姥姥叫“快马里”,那意思这个女人是风风火火、一日千里型的。

    我印象中的姥姥,是村里最厉害的女人,她往街心上一站,可以骂上三天三夜,而那话都不带重复的,村里从吃奶的娃到半百的汉,没有人不惧怕她。骂归骂,姥姥的人缘却出奇的好,谁家有了大事小情,总要让她出面合计合计。后来我才明白那不仅仅是一种怕,而是敬畏,姥姥不是那种泼妇,每次打架都是理在她手里。

    那时家里实在是太穷了。瞅着一串儿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姥姥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出去打食,打食的主要方式是走村串户地借粮,从这个村到那村,方圆几十里一天就能走个来回,“快马里”的称呼由此而来。

    我姥姥并不做饭,主要是负责打食,今天从公社贷回10块钱救济款,明天从大队背回一小口袋救济粮,往锅台上一放,几个大女儿做饭的工夫,姥姥盘腿往炕上一坐,拉过烟笸箩,卷上一支旱烟,一边吐着烟圈儿,一边盘算下一顿该怎么弄了。

    又一个清晨,姥姥背起空面袋出门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波在打食的路上。通常她是蓬着头发,裤管高高卷起,可能衣襟上还沾着几个饭粒,如果路上有狗冲她吼叫,她会一脚把那牲畜踢出去好远。没人会相信,她曾是个寡言少语温柔可人深宅大院里的书香女子。

    因为打食,上到公社书记下到十里八村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姥姥的。母亲说,如果没有姥姥打食,剩下的九个孩子不会都活到今天,活得这么实成,没病没灾。按照现代文学作品的标准描述,这应该算是贤妻良母的典型表现了,但没人从姥姥嘴里听过什么爱不爱的,她只是没完没了的外出打食,或者说是觅食。现在看电视,每当浏览动物世界里的镜头,总能想到我姥姥。

    要强调的是,姥姥打食回来,盘腿坐在炕上,看着女儿们把饭食做好,一般来说,实米实面的、没有揣糠掺菜的干粮都是留给五个儿子的。但她从不明说,总是说这个饼形状不大好,放在一边,那个发糕夹生了,女孩子吃了不好消化。于是那些像样的饭食基本上是轮不上女儿们吃的。时间长了,女儿们就发现了这个不公平。那天大女儿壮着胆子表示出不满,我姥姥便勃然大怒:“偏向什么,什么偏向,你们哪个不是我生的?!”

    后来,四个女儿出嫁了,五个儿子陆续当兵走了,姥姥的打食生涯也就结束了。但她还是习惯性的没事出去捣鼓一袋粮食回来,堆在仓房里,尽管那时的日子好过了,家里早已经不是吃上顿没下顿。再后来,要不是姥爷看见那些快发霉的粮食要招惹一场鼠灾,及时制止,姥姥的这个习惯可能会伴随她到死。

    但,打食落下的病根是坐下了。虽说不再是打食了,可门还是要出的,只不过是名词改了,“打食”变成了“串门儿”。

    我姥姥每天都要串门子。只要我去姥姥家,串门儿总要拽着我。于是,我每次都能听到那句抱怨:这九个崽子,可把我累死了,这辈子竟给他们打食了。对方保准搭腔说,你不稀罕你这帮孩子吗?姥姥往往正色道:“稀罕?烦都烦死了!”

    转眼又过去二十多年,我姥姥已经成了快奔80岁的人了。

    姥姥眯着眼睛,脑子都不大清醒了,但依然能卷着旱烟,吐着烟圈儿,说起过去的事来,还是那句话:这九个崽子可把我累死了。

    那年正月,我要上街理发,姥姥忽然睁开昏花的老眼,高声喝道:“不能剪!”我忙问缘由,姥姥迟疑半晌,才喃喃地说:“过几天不行吗?正月剪头是方舅舅的。”

    那会儿,我大舅已经有孙子了,最小的舅舅的孩子也都上了小学。

    我站在门口好久无言。沉默中,忽然又听见姥姥在炕上独自嘟囔:这九个崽子可累死我了。

    母亲说,记住儿子,这是你姥姥的忌讳。

    后来我想,这其实就是我姥姥的爱,尤其更爱那几个儿子,虽然她一辈子都没说那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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