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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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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俊杰:老骥望八犹奋蹄——文坛师友录之六
  海燕  2013-01-09 15:06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 _何启治 

  俊杰兄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同窗。但我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学关系,不妨说,其中还有一些奇巧的缘分:我们是同龄人(1936年生),他比我大不到一个月;我比他早一年入学

  (1954年 9月),他 1955年入学时很郑重其事地把一张油印的证明团组织关系的小纸条交到我的手里;到了 1958年,我这个中文系团总支书记被扣上了反对“大跃进”、“大办钢铁”的帽子(中文系有半年没上一堂课),又有“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的高论,当然被免了职,而接替我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就是缪俊杰兄;新时期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评刘宾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就是俊杰兄催促我开夜车赶出来的;1984年俊杰兄又主动邀我和他合编了文艺评论集《美的探索》(湖南文艺出版社),此前我从未出版过评论集,而他已经有《鉴赏集》等好几部文艺评论集面世了;1986年我们 50岁的时候,我和老缪作了多次深入的交谈,撰写了包括介绍他的家世、童年和在文艺理论战线主要建树的万字长文《五十非梦亦非烟》;如今,我们都是七十望八的老人了,一晃 26年过去,我又来提笔撰写《缪俊杰:老骥望八犹奋蹄》,真是感慨良多啊!

  《五十非梦亦非烟》发表后,时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西来兄著文评论说: “《五十非梦亦非烟》是启治为他的武汉大学老同窗、评论家缪俊杰留下的一个侧影。缪俊杰也是我做研究生时的同窗,彼此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因而算是相知较深。据我所知,启治的这篇文章,是较早研究和评论缪俊杰的文章中最有见解也是最好的一篇,不仅评价到位,而且情文并茂,不仅写出了这位评论家的特点与风格,而且写出了他的潜力。这应该算是一篇关于评论的评论。”西来的欣赏和鼓励让我和俊杰都很感动。

  倏忽 26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如今,俊杰兄早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下。他从新闻圈内淡出的身影却在文学圈子里越来越显。评论家、原《小说选刊》总编辑冯立三在祝贺俊杰 75岁华诞之庆时,特撰《俊杰之歌》以歌赞之:“赣南山村小溪寒,牧童敢指珞珈山。苍茫大地连天碧,中央党校作讲坛。谁人不知缪公笔,如江如河如波澜。文心雕龙有新解,忧愁风雨度流年。”非常精致的诗句精辟地道出了俊杰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贡献和状态。

  我和俊杰相识相交相知半个多世纪,如今都已进入了“望八”的年轮。但“人老心不老”,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是俊杰兄,我看他的心理年龄比他的生理年龄要年轻得多,真是名副其实的“老骥望八犹奋蹄”啊!

  “潜力”,在新的机遇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很注意西来在文章中说到俊杰的“潜力”这两个字。我和俊杰兄虽然都是搞文字的编辑,但由于岗位的不同,行业的差异,各人的作为也是不一样的。他的岗位在新闻战线,他的“潜力”自然是在新闻战线得到发挥。

  “文革”十年,万马齐喑。当拨乱反正的历史新时期到来的时候,俊杰兄立即把握好这新的机遇,以他的胆识和智慧,把他的“潜力”发挥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1928年 1月,缪俊杰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副主任,协助主任袁鹰主持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俊杰的“潜力”是怎样在新的机遇里得到发挥的呢?我和俊杰兄作了一些交流,

  又读了一些有关的回忆文章,并访问了一些知情的朋友,这才发现平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的老缪,在新时期曙光初露的时候,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方面,着着实实干了几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其一,是和诗人柯岩一道秘密组织并刊发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 1978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的冤案尚未得到中央平反之前,这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鸣冤叫屈”,呼喊正义与良知的文章是怎样公开刊发出来的呢?后来报章上有种种传说,有些无聊文人和小报记者甚至编出一些“秘密传闻”,令人哭笑不得。其实真正了解事情真相亲历其事的只有柯岩、缪俊杰和陶斯亮三个人。当陶斯亮从青海军垦农场回到北京以后,便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找到“小柯阿姨”(即柯岩,诗人贺敬之的夫人),向她倾诉自己一家在“文革”中蒙冤的遭遇。陶斯亮还把自己回到北京后找过陈云、胡耀邦的事也说了。陶斯亮既是一个医生,又很有文才。她把父母亲的遭遇以及为父亲平反昭雪的呼喊写成了文章的未定稿,可找谁去商量呢?陶斯亮想到了柯岩。陶铸当广东省委书记时接见过贺敬之和柯岩,算是相识了。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的柯岩,对亮亮很欣赏,也很热情,热心地为她的文章进行加工润色,并注入了诗意般的思念之情,由陶斯亮录了音(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录音机)。这文章到哪里去发表呢?柯岩想到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缪俊杰,便秘密地将老缪请到她在南沙沟的新寓所(以前柯岩住人民日报的家属宿舍,老缪与柯岩很熟悉)。她让陶斯亮把文章读给缪俊杰听。读完,柯岩很直白地问老缪:“你敢不敢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涉及中央高层的、如此重大的事情,老缪怎敢拍板?但他心里其实很认同,便明确地说:“这得请示报社领导,但我一定会尽力。”当天,老缪便把陶斯亮的文章和录音带秘密带回了报社。缪当即去请示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胡绩伟和李庄(其时,原先主持报社工作的迟浩田已调任总参副总参谋长)。胡、李批示由密件车间排出送中央领导审阅的大字清样,胡绩伟并打电话问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胡耀邦。当时胡耀邦正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正忙得不可开交。胡耀邦回答胡绩伟说:“我很忙,文章就不看了,由你们自己决定。”于是,胡绩伟便“胆大包天”决定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上分两天公开发表。如今,老缪回忆说:“这篇文章当时为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要谈有什么功劳的话,耀邦、绩伟同志是决定者,柯岩当然是功臣。”其实,穿梭其中做具体落实工作的缪俊杰又何尝不是当之无愧的有功之臣呢!

  其二,是在人民日报连续发出五篇批判文艺战线极左思潮、拨乱反正的评论文章。此事在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的《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一文中有明确的记述:“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对极左路线和‘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深入的批判……于是我们文艺部由负责评论的缪俊杰等几位同志集体动手,分工合作,以‘本报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在当时分管评论的副主任缪俊杰亲自撰写并组织在《人民日报》连续刊出了《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放”和“争”——再谈批透极左路线》、《放开手脚,大胆去写——三谈批透极左路线》、《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四谈批透极左路线》、《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五谈批透极左路线》。”这五篇评论员文章像排炮一样从当时发行七百多万份的人民日报上发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文艺界还刚刚开始解冻,冰雪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消融,那我们对这些文章的写作者和组织者缪俊杰的胆识和智慧,自然就会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了。

  其三,是到广州组织座谈会,开启拨乱反正的“破冰之旅”。1978年 7月,缪俊杰受人民日报社领导委派,带领一位编辑到广州召开座谈会,这是广东文艺战线的“破冰之旅”。会议得到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关心和有力支持。广东省委当时“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语),指定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南生主持这次座谈会。会议邀集了广东文艺界新闻界知名人士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肖殷、梁信、于逢、韦丘、丁希凌、关山月、罗品超、黄新波、伊琳、李门、叶明、曾炜、罗源文、唐瑜、欧阳翎等二十余人参加并踊跃发言。习仲勋、杨尚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等接见代表,招待吃饭看电影,让广东省文艺界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缪俊杰为这次“破冰之旅”与广东省委一道进行了细致的组织工作,并把成果带回北京,发了消息组织了文章,对全国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启迪和推动的作用,功不可没。

  其四,是配合中国文联和江西省文化厅等单位召开了一次“民间的庐山会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当时,中国文联的陈荒煤、江西省委的马继孔(书记)、李定坤和上海的徐中玉教授等牵头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史称“民间的庐山会议”。缪俊杰是大会领导成员之一。他同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江西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仰民一起进行细致周全的准备工作,由缪俊杰负责邀请了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理论家王若水在会上作报告。王若水和缪俊杰一起又去邀请正在庐山的老作家丁玲到会上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的丁玲、陈荒煤、王若水、吴介民、缪俊杰、陈丹晨、王春元、顾骧、江晓天、程代熙等,上海的徐中玉、钱谷融、吴强、王西彦、王元化、白桦、陈恭敏等,武汉的王文生、周勃、郭贤敏等,广州的楼栖、梁信等,江西的马继孔、俞林、李定坤等,共 200多人。这次“民间的庐山会议”就“文艺与政治关系”等十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研讨,畅所欲言,发扬民主,成了文艺理论界的一次很有影响的会议。

  回顾拨乱反正历史新时期曙光初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缪俊杰的“潜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积极有效地参与了几次重要的活动,确实没有辜负时代赋予他的机遇和使命。

  新时期文艺批评的骁将和中坚

  缪俊杰被称为新闻和文艺这两个行当的“两栖人”。作为报人,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86年中宣部直接主持的新闻界高级职称评审中,缪俊杰第一批被评为高级编辑(正高),在《新闻出版报》上公开发布了消息和名单。几乎同时,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每个省部只有三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座谈会。

  作为“两栖人”的另一栖,文艺评论家缪俊杰在文坛上的表现也许更有声有色、多姿多彩一些。他被人称为“新时期文艺评论的中坚”。新时期以来,他对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中青作家,如王蒙、周而复、张洁、刘心武、从维熙、李国文、蒋子龙、李瑛、邵燕祥、谌容、张贤亮、苏叔阳、刘绍棠、李凖、鲁彦周、陈忠实、铁凝、李存葆、周克芹、白桦、叶楠、黄宗英、柯岩、程树榛、葛翠琳、凌力、霍达、刘恒、古华、李贯通、吴因易、杨书案、程贤章、柯云路、陈建功、何建明、李玲修、刘兆林、邓刚、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李延国、陈祖芬、乔迈、鲁光、王润滋、陈国凯、何申等几百位作家及其作品写过评论。对王蒙、周而复、吴因易等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介评论,或综合评论过他们的作品,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起过良好的助力作用。为此,他读过多少 作品,思考过多少问题,又如何为谋篇布局耗神费力,也只有局内人才能想象了。

  作为一个精力旺盛的评论家,缪俊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写作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示录》(1987,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艺术鉴赏》(合著,1988,求是出版社)、《小说大趋势》(1990,漓江出版社)、《审美的感悟与追求》(1995,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缪俊杰文论选》(1997,花)。

  除了 1984年前出版的《鉴赏集》、《文学艺术与新人塑造》、《缪俊杰文学评论选》、《美的探索》(合著)之外,1986年至 1997年,他竟一发而不可收地出版了近十部评论专著。据我所知,就有《文心雕龙美学》(1987,文化艺术出版社)、《新潮启

  山出版社)等。

  他的评论对象,以小说为主,兼及戏剧和影视。因为他也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和中国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他在这两个领域也很活跃。当时有位作家在《且看今日文坛,谁为中流砥柱——谈缪俊杰的文艺批评并及其他》一文中,就曾评论说:

  “缪俊杰的论著以评论小说或从小说创作中探讨问题的篇章居多。……他的志向和功力,他的实践成果,都使他超出那些为小说写说明书或广告的‘评论’……他的视野要广阔得多,态度要严肃得多,神思要深沉得多……他明显地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派,亦即‘历史——美学批评’派;他是这一派的一员骁将。 ”(见《小说选刊》1989年第 1期)还有一篇文章评论说:“在我国新时期中年一辈文艺批评家的行列中,缪俊杰是其中用力甚多,建树颇丰,影响日著的一个,就论文和论著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缪俊杰是其中的佼佼者。”

  (见《创作评谭》1992年第 4期《思维的活跃和理论的升华——缪俊杰和他的 <小说大趋势>》

  俊杰兄为了完成上述一部又一部质量上乘的文艺评论专著,熬夜起早在所不计。要知道,他还有自己本职的工作,他只是个业余评论者,只能把别人用来睡懒觉、娱乐游玩的时间挤出来写这些耗神费力的评论。所以,我想他在看到这些知音式的评论时,一定会深感欣慰;而我认为这些评论已经道出了我的心声,自然也就不必饶舌了。

  龙学大家——从“美学”专著出版到副会长

  我在《五十非梦亦非烟》一文的开头,就简略地描绘了俊杰兄出席 198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日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的情景,他同日本学者互相切磋交流的场面,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缪俊杰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早在大学时期,他就追随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刘永济、黄焯、刘绶松诸名师潜心研习刘勰的《文心雕龙》。1959年,他进入周扬组织的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生班学习以后,便选定《文心雕龙美学》为其毕业论文的题目。他在北京进一步接受名师的指导,龙学研究大有长进。1983年 8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大会上,缪俊杰被周扬、张光年(会长)推荐,成为当时两名最年轻的(其他都是老专家)理事之一。二、三十年过去了,学问与年岁俱长,缪俊杰由龙学的研习者逐渐成长为其中的大家,他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职务,也相应地从理事而常务理事,而副会长,直到第一副会长。

  缪俊杰在文心雕龙研究界的影响和地位,是由他对龙学颇多建树的专著《文心雕龙美学》的出版而奠定的。

  1987年 6月,文化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一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印刷了一万册,这是让老缪感到颇为自得的事;出版社又将此书作为优秀社科书目向海内外推荐,这也让他感到高兴;但出版社还将此书作为“礼品”送去慰问西南前线部队,这就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文心雕龙》的研究著作并不是一部可以在群众(包括文学爱好者)中普及的书。当老缪告诉我,某地区文化局长虽向他提出“刘勰是谁?”“文心雕龙是什么?”这些问题时,我并不感到特别惊讶。而且我相信,这位不知道刘勰是谁,不知道《文心雕龙》是什么的文化局长未必就是一位不称职的局长。说实话,俊杰兄当时把他新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赠送给我时,我也只是略略翻阅,知道它论及面广,探讨比较深入,认识到《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对我们研究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是有帮助的而已。直到最近有机会拜读了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等四人合著的《中国文心雕龙研究史》一书,才知道俊杰兄这部研究专著的特点和不同凡响的意义。张教授在书中说:“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美学观,重要美学范畴和具体的文艺美学内容进行全面研究……这方面出版最早,影响最大的是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作者是著名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对西方的文学和美学,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现状都非常熟悉,并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同时作者又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六十年代初期,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因此,他能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对《文心雕龙》在美学上的成就,做出较有深度的分析。”(《中国文心雕龙研究史》第 430页)本书的四位作者都是北大教授,张少康先生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又担任过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我相信,他们对缪著《文心雕龙美学》的评价是比较准确,比较靠谱的。

  从 1954年起,缪俊杰参加过多次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也多次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或发言,由此而结识了更多的日本学者和前苏联、瑞典、意大利、美国、韩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学者,其学术研究水平大有长进。有些龙学研究专家为自己的著作请缪俊杰为之作序,其源盖非偶然。

  俊杰兄是个勤奋的人,也是个有心人。自1997年 1月退休以来,卸下了作为“新闻人”的担子之后,编书,游览五大洲,写散文游记,便成为他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从 1993年起,他和冯牧合作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主编了《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并写了长篇序言。冯牧辞世后,他又单独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主编了《共和国经典中短篇小说丛书》和《共和国经典散文丛书》等。这些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工作须下力气去做,决非以一日之功便可一蹴而就那么简单。从 1995年起,缪俊杰又与编辑家王维玲合作(以王维玲为主)主编了《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出版了王昆仑、邵力子、黄炎培、马寅初、蔡廷锴、萨空了、孙越崎、胡厥文、程思远、吴贻芳诸先生的传记。同时,还是与王维玲合作(以缪俊杰为主),又主编了《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出版了陈嘉庚、刘廷芳、陈香梅、赵无极、郑明如、郑嘉乐、牛满江、张曼新等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的如陈香梅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缪俊杰还很重视文化积累方面的建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牧、谢永旺、缪俊杰三人合作编了中国散文方面的选本《今文观止》,于 1997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缪俊杰还担任了中国作协“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评委和编委十余年,在提携和扶持青年作家方面做出了贡献。除了编书和评奖,缪俊杰退休后最大的乐趣就是旅游了。他携夫人宗连坚自费周游世界,走遍了欧、美、亚、非、澳五大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回国后便写了大量游记散文。退休前,他作为“新闻人”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公务访问了一些国家。如 1979年他们受日本《读卖新闻》社的邀请访问了日本,回国后便写了总题为《千里扶桑一叶舟》的一组散文;1985年他们受德国新闻情报局的邀请访问了德国,回来写了《废墟上的新崛起》一组散文;1993年受泰国报业协会邀请访问了泰国,写了《黄袍佛国金三角》一组散文;1997年受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邀请访问了美国,写了《梦里明月是他乡》一组散文。这几次公访出国,确实大开眼界,收获良多,加上他的勤勉笔耕,所写散文除了作为交差在他供职的人民日报发表之外,便汇集在《域外风情录》和《废墟上的梦》两个集子里,分别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退休之后,时间和经济问题都不存在,缪俊杰便像个旅行家似的放手五洲潇洒走一回。1999年夏天,他和夫人宗连坚到欧洲畅游了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卢森堡等十二个国家。回来后静心思索,写下了《壮丽辉煌古罗马》、《浪漫国度法兰西》、《世界公园满眼春》、《何处不见郁金香》、《回望小童归来时》、《金色乐都踏歌声》、《巴塞罗那夜明球》、《袖珍国里有珍闻》等多组散文,对他欧洲之旅的见闻,特别是对这些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观察感受作了艺术的记录。2000年,缪俊杰又到澳洲作了一次旅行。他在澳大利亚观赏了被马克 .吐温形容为“真实的诺言”的南半球风光,写了《魅力无穷大洋洲》一组散文;到新西兰以后,他甚至设法深入到当地土著毛利人的家园,写下了《田园牧歌南半球》等一组散文。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老缪就不想出国去旅游了。然而,不是还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话吗?国外的许多诱惑使他实在难以遏止自己的漫游激情。让我们看一下这些简要的记录吧:2005年,他到了青年时期梦寐以求的俄罗斯,参观了莫斯科和圣彼德堡,了却了青年时期形成的“苏联情结”,却也禁不住慨叹苏联“帝国”的解体,写下了《红色俄乡今何在》的一组散文;同年 10月还应“英明领导者”名义发出的邀请访问了朝鲜,使他在这特殊的游历里,重温了当年“文革”岁月在中华大地发生的往事,写下了《晚秋又见金达莱》一组散文;2006年春天,应邀到马来西亚作文化交流,以七十高龄却不听劝阻硬是在马六甲海峡的大海中游泳,过了一把瘾,也发了一次“少年狂”;2009年春,他踏上了非洲大地,在文明古国埃及游览了尼罗河风光,观赏了金字塔、卢克索神庙等古迹,写下了《文明古国探奇观》等一组散文。到 2010年,老缪还以探亲名义游览了加拿大,在北美加东五省的观光旅游中,到了北大西洋接近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纽芬兰海域,在北部海军基地哈利法克斯听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写下了《枫叶之国万里行》等一组散文。

  老缪好想和友人、和读者分享自己的游览收获呵,便将旅游散文结集为《西游漫记》,在去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不敢说字字珠玑,真诚的、有思想的表达,却是可以为老同学向读者保证的。

  报效桑梓:奉献一座图书馆和一部长篇小说

  我在《五十非梦亦非烟》中,曾简略地描述了缪俊杰的家乡和他的身世。老缪出身贫寒,父母务农,过去家里的日子可真是充满了穷苦和艰辛。

  如今,从大学毕业说起也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半个世纪过去,缪俊杰成就了一番事业,也积累了一些“财富”。他的财富主要是丰富的藏书和相当可观的名人字画。“我该如何报效乡梓?”这是老缪进入花甲之年后常常抚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和字画捐献给家乡。从 1995年开始,缪俊杰陆续捐献给家乡 2万7千多册图书和 30多幅字画。在江西定南县图书馆内建立了一个“俊杰书院”。我迄今还没有机会去参观这个书院,却从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陈世旭的文章中对此有了具体的了解。他在《定南九咏》中说:“定南图书馆二层有‘俊杰书院’。作为定南人民的骄子,著名文艺评论家、古典文论学者缪俊杰,从 1995年开始,先后向定南图书馆捐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文艺各类图书2.755万册。国内外政要文化名人赠送的字画,以及他本人的著作的各种版本和手稿。中国学人向重道德文章兼备。缪俊杰是《文心雕龙》研究专家,深知‘文之为德也,大矣!’而一个少小离家的赤子回报桑梓的拳拳之心,同样可以‘与天地并生’。因而赋诗《俊杰书院》:筚路蓝缕出深山,赢得衣冠锦绣还。俊杰从来报桑梓,书院心灯正灿然。 ”(见作家出版社《中国名家看定南》第 7、8页)。今年九月,应俊杰兄母校定南一中之邀,我即将有访问定南的机会,届时,就可以亲自领略被许多作家赞赏的“俊杰书院”的美丽风景了。在缪俊杰心里,家乡虽然有穷困的一面,但也有许多激起他热爱之情的美。2010年 12月 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老缪的《定南赋》,赞美家乡的“钟灵毓秀,霞彩斐然,物华天宝,梦里家园……日出山花胜火,姹紫嫣红腾飞。人间天堂何处,如诗如画定南。”家乡人民珍惜他的这篇赋,把全文刻石竖立在京九高速公路定南入口处的公园里,以飨定南百姓和八方游客。俊杰兄自豪地说:“能得到家乡人民的肯定,人生之愿足矣!”

  俊杰兄的“故乡情结”,除了“俊杰书院”和《定南赋》,还突出地寄托在曾拟名《东江源》,如今定名为《烟雨东江》的长篇小说上面。

  早在他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俊杰兄就琢磨着一件大事:如何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认知,把对故乡的记忆和热爱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这样朝思暮想地琢磨着,老同学聚会时也就憋不住说出来。这着实把我们、起码是把我吓了一跳。须知写好一部长篇小说可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办到的事,何况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创作要热情,理论要冷静(大意),他这个几乎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评论家,到老了还来写长篇,有必要吗?能做好吗?

  俊杰兄以他成功的实践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从 1993年起,开始构思,开始积累资料,开始采访故乡故人。然后,从 2000年起,开始动笔写这三卷本的长篇小说。缪俊杰的家乡就是东江的源头,就在闽赣、粤的结合部,一个鸡鸣三省的大山区。小说以中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时代变迁为经,以三个家族三、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纬,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南天一角的社会巨变,时代的演进,历史的沧桑和各色人物的命运。当俊杰兄把这部定名为《烟雨东江》,包括《天龙镇》、《风雨桥》、《九曲水》三卷共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清样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又是吃了一惊。俊杰兄要我为他这部长篇小说写个《跋》。我先是推辞,看过小说清样之后,却是欣然命笔写下六千言的《跋》。试想:八年准备,十年写作,这十年磨一剑的成功之作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何等可喜可贺的事!所以,我由衷地祝贺《烟雨东江》的出版,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对于俊杰兄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十年如一日成就《烟雨东江》的创作实践,我真诚地、实事求是地说:我做不到,但我由衷地敬重他!

  老当益壮谋新篇,动笔抒写《刘勰传》今年过了七十六,就进入“望八”的年轮了。该休息了吧?老缪却说:“我还有些事没有做完,还要加把劲呢!”还有什么紧迫的事要加把劲去做呢?他指的是接受了作家出版社的一项写作任务:以文艺的笔法写一本《刘勰传》。今年春天,作家出版社启动了一项名为“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工程。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涌现了一批影响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杰出的文化大家。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作家出版社这个《传记》丛书列入了国家级重大文化创作工程,力图囊括从春秋战国到 1900年前出生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如孔子、庄子、老子、墨子、孙子、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曹植、陶渊明、王羲之、刘勰、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直到曹雪芹、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等等。作家出版社为这次出版工程的顺利进行吸纳了全国文学界、学术界人士参与创作,许多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纪实文学作家、从事历史文化人物研究的专家都被囊括在作者的行列之中。作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大家,又具有散文和纪实文学创作实力的缪俊杰被邀请为《刘勰传》的作者,当然是实至名归、情理之中的事。实际上,老缪在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美学》之后,早就有为刘勰立传的创作欲望。这一来,可谓“正中下怀”,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并不轻松的任务,正在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着手进行呢!我和老缪探讨的时候,他坦然承认,写作《刘勰传》确实有相当的难度。据说,这其中最大的难度可以概括为“一少一多”。所谓“少”,是指原始资料少。刘勰是齐梁时代的文艺理论家。他除了留下一本近五万字的《文心雕龙》之外,有据可查的就是那一千多字的《梁书 .刘勰传》了。关于刘勰的生卒年月就有很大争议,有十七本著作就有十七种不同的说法。谁是谁非,如何抉择就是个大问题。至于说到“多”也真是有些多。自《文心雕龙》问世以来,中外学界已有了二百多部研究专著,近两千篇学术论文论及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试想,光阅读这几千万字的资料,就该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啊!难归难,这回我可不敢像对《烟雨东江》那样,质疑老缪的创作计划了。我只是想劝劝老缪,悠着点干吧,毕竟是七十六岁的人了,可不要去挑战“极限”啊!

  北戴河咏叹调

  由老缪发起,8月 21日至 24日我们七个人有了一次难得的北戴河聚会。这七个人是:宗福邦、陈美兰夫妇,缪俊杰、宗连坚夫妇,邓兴器,还有我和老伴刘秀文。宗、陈是来北京开会,会后

  参加这多年难得一遇的同学聚会。福邦、连坚是亲兄妹,除了宗连坚和刘秀文,其余五人都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毕业的同学。

  老缪为聚会定的基调是:住好,吃好,玩好,交流好。除了邓兴器住在我和秀文的家里,其余四人均住宾馆。活动安排很宽松:上午去步行街、海边、碣石园、鲁迅公园等处漫游闲逛;午饭在餐馆吃,晚饭在我们家吃,主要由秀文操持。肥蟹、大虾等海鲜都吃过了,晚饭后就在我们家的大客厅里品大红袍茶、喝俄罗斯咖啡、神聊。福邦因颈椎病动过手术行走不便,故只好在 23日雇车直驱老龙头和山海关。第一次来北戴河的福邦兄登临老龙头遥望浩瀚无边的大海,眼见老龙头给整修得这么好,不禁慨叹:不虚此行,真是不虚此行啊!

  武汉大学中文系五位同学交流中的话题可以说是漫无边际无所不谈,但我想都是在一些重要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便出了个题目:你在几十年工作中最重要的感受和希望是什么?而为了理解我们的言说,对其中几位作最简略的介绍还是必要的吧。

  宗福邦:1936年生,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享受中国社科院院士待遇。《故训汇纂》主编,《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执行主编兼《音韵分典》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7年以来先后荣获第一届中国政府出版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陈美兰:1940年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首届全国划船比赛女子皮划艇亚军;1985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之一。所著《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论》(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1992年荣获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一文获中国文联全国优秀文艺论文奖一等奖。

  邓兴器:1937年生。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戏剧报》主编;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兼文联副秘书长;还曾先后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纪录片《我们的国歌》编剧,制片赞助单位田汉基金会代表。

  下面,就请看看这五位事业上各有建树的古稀老人在北戴河海滨各自唱出怎样的人生咏叹调吧。

  就我所提“几十年工作中最重要的感受和希望”这个问题,宗福邦说,《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是音韵学方面的专著,八百多万字。《故训汇纂》是自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汉字字义训释迄今最系统、最完备的总汇,共一千三百多万字。它们都是国家最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故训汇纂》由我领着十几个人的团队,从 1985年动手到 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年内销行八千套(主要读者是博士生和学术界人士),又连续获奖,真是感到欣慰啊!但我们十几人的团队为此整整奋斗了十八年。《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从 1994年启动,到今年即将出版,又是一个十八年。这中间,不仅要解决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还要适应市场的变化,洽谈出版合同。处理其中的难题,非我辈所长,因此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懊恼失眠,憋出毛病来。好在我们的团队比较团结,也比较淡泊名利,总算坚持到了最后。然而,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八年呢!我们都从精力旺盛的中年熬到白发苍苍行走都不利索了。所以,我想说的感受最深的话就是:希望有更多志趣高远的年轻人投身到我国基本的文化建设工程中来,那些看不破名利、不甘寂寞的人可千万别来啊!

  一辈子搞当代文学教学研究的陈美兰说:我相信人的成功是靠勤奋和机遇。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而生命在于创造。这是人有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人活着干啥?活是一种创造。我只要有一点点创造能力的时候都决不轻言放弃!当代文学是流动的文学巨流,是变动的科学。要把握好就特别需要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理性的眼光,决不能随波逐流,决不能受炒作的影响,什么热就搞什么。这也就是我在《我的思考》一书“代前言”中所说的,“当我成为这个学科的一名研究者时,我感到更需要培养自己一种坚持学理性的素质。”评论家和作家应该是朋友,但在评论上应该若即若离,拉开一点距离才能理性地审视。所以,我不认同陕西文学评论界许多人对贾平凹的吹捧,简直是把他宠坏了。对比研究过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之后,我也不能认同有些评论者对《长恨歌》的赞美,尽管它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坦白地质疑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真正代表了上海?真正创造了上海的历史是那种敢于‘争雄’的进取抑是王琦瑶这种平庸的无奈?王安忆在前后两部作品中精神取向上的‘移动’,恐怕只能说明作家精神性思考尚未找到他自己的基点。 ”(《我的思考》“代前言”)总

  之,搞当代文学研究要想取得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客观公正的学理性。

  我接上陈美兰的话茬说:我做了一辈子文学编辑,主要是当代文学编辑。由于众所周知的当代文学和政治的难以分割的关系,或更直白地说主要是由于“左”的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要做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第四次中国作家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辞时所说的“写什么,怎么写是作家的自由”真是谈何容易!所以,我认为做当代文学的编辑是一定要面对风险的,因此必须有胆识,有勇气,有担当。我虽多次表示,我读《白鹿原》时还有一种职业的“兴奋感”和

  “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说“幸福感”有点那个。那个意思我懂,无非是不含蓄,有点太下蹲状了。但我还是想这么说。这种感觉是一个文学编辑在阅读显然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鸿篇巨著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作家写出了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品时的感觉一样。不管是作家还是编辑,这种职业状态一生中不会太多。我终审过的长篇小说总有一两百部,只有在读《白鹿原》和《古船》时,出现了这种状态。一旦这种状态出现了,它就可以驱使一个把编辑当作终身事业的人,有使命感的人,把个人的得失利害彻底忘却,坦然面对一切可能的意外,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写出这种作品的作者同进退。一个编辑,如果对这样的作品在基本评价或判断上有失误,那就意味着人生的大失败。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我服务了一辈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我没有辜负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张炜的《古船》。

  邓兴器接着说,我对当代文艺工作还是比较乐观的,总比过去有进步吧。比如我编写和筹拍的《我们的国歌》,本意当然想把词作者田汉和谱曲的聂耳描绘得鲜活灵动一些,也把《义勇军进行曲》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诞生的时代精神表现得更充分一些。但两次审查,多次删改,公映的片子已经没有原来的味道,已经平淡了许多——然而,还是公映了,就挺好嘛。听说电影《白鹿原》在小说面世 20年后终于要公映了,这就是进步呀!至于说电影被“腰斩”,小说写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电影据说被砍去差不多一个小时,到 1938年抗战开始便戛然而止。这当然是个遗憾,但我们还是可以寄希望于未来。将来总会有重拍《我们的国歌》和《白鹿原》的一天,而且可能拍得更好!如今,我辈已经都是七十望八的年纪,像福邦兄腿脚走路都困难了,该奉献的都奉献过了,纵有再多有意义的活计要做,还是留给后来人吧。我的建议还是: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各位师兄师妹,少生气,少发火,健康第一,安享晚年吧。

  对老邓善意的建议,俊杰兄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老缪说,我之所以不服老,想在“望八”之年多做点可以流传后世的事情,多少也和几十年来政治上的折腾太多,浪费掉好多精力和时间有关。如今就想做些学术上有流传价值的事情,不能辜负了我们所学的专业和早已逝去的刘永济、黄焯和刘绶松等师长啊!

  最后,俊杰兄又说,在座各位同窗中,我是最接近政治的人。都说人民日报,中央喉舌嘛。实话实说,我是可以有机会接近中央领导人的人。这几十年来,中央总书记就换了好几个人,有的还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换人的。在这些重大的政治变动中,如果不能抛弃个人的名利之心,就不能保持政治良心的清白。我在 1978年 1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到 1997年 1月办理退休手续时,还是这个职务。我当了整整十九年的副主任。如果我想升官,就要跟着变动的潮流走,就要去钻营,可那也就意味着背叛,一辈子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没有那样做,没有背叛自己的政治良心,现在就感到很安心。我问心无愧。我们回望自己的一生,没有做政治上有愧的事情就好,问心无愧就好。

  想一想俊杰兄自 1978年 1月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以来,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方面所做的几件意义深远的大事,我要说,俊杰兄何止是问心无愧呢,他实实在在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有功的人啊!

  问心无愧,而又有功;居功而不自满、自傲,且又“老骥望八犹奋蹄。”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俊杰兄确实是值得我敬重和学习的人。

  2012年 9月 6日晨草于北戴河

  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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