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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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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电影院
  海燕  2012-12-28 10:53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 _单泽润 

    【作者简介】

    单泽润,教授。1941年生于大连,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当了 8年新闻记者,在工厂工作 8年,后到大连大学中文系教书,至 2001年退休。出版高校写作教材、文学专著多部。

    我出生在大连沙河口附近的一座平房里,大部分时间却生活在东寺儿沟。寺儿沟有一座叫“东明”的电影院,那可是我们孩子们的娱乐天堂。它伴着我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对于这座电影院的记忆,让我时时感到温馨、亲切和感喟。

    寺儿沟,旧时被称为“狼窝”,是由于居住在这里的都是“苦力”和“劳工”。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靠出卖劳动力养活家里老小。其中的大多数人是“闯关东”的后代,在附近的几个工厂做工。这里有“船渠”(造船厂)、“大染”(染料厂)、

    “油化”(油脂化学厂)、“码头”(海港)等等。我的父亲就是“码头”的“卯子工”,俗称“苦力”。因为他门都是在“卯时”(早晨 5时到 7时为卯时)上工,俗称“点卯”,因而称之。那里还有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非常出名的地方,就是“红房子”。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象征,在那里居住的都是单身的“码头苦力”。附近就开了许多妓院、赌场、大烟馆等,日伪统治者就靠这些来压榨、奴役和剥削劳苦大众。他们称这里为“狼窝”,就是要永远地把劳动人民当成“苦力”,永远把他们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5年 9月 3日,旅大(旅顺和大连的合称,后改为大连)“光复”,当时的苏联红军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大连 46年的殖民统治;这座祖国北方的海边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它的解放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早 4年多哩……我正是建国的那年入小学读书,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寺儿沟裕民街居住。从我们家院子后门出去,进入一个小胡同;出去后,来到荣民街;再进入一个小胡同,就到了东明电影院。

    它是一个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内里是木质走廊,走廊很窄,早已磨损得很厉害了。我猜测它原先不是电影院,而是一座“戏园

    子”,因为它的对面就是一座“妓院”,人们称它为“四合院”。这座也是二层小楼的建筑,门小、窗小、房间小,桶型建筑,弥漫着一种“灰色”的情调。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劳工”和“苦力”,把自己的血汗钱抛撒在这里。也正是大连的解放,让这座旧“戏园子”焕发“青春”,变成了大连第一座为人民服务的电影院。而且被命名为

    “东明”,这一方面说明它地处城市的最东面。同样也预示着大连这座城市的未来,会像太阳那样大放光明……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我进入初中学习以后,几乎每周都要来这里看电影,因为那时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有时是学校集体“包场”,有时是我们自己偷着跑来看电影。因为离家近,电影院有时打开映铃了,我们再进也不晚。像《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都是我们百看不厌的军事题材的影片;《白毛女》、

    《鸡毛信》、《三毛流浪记》,也曾激起我们的爱国热情;还有像《夜半歌声》这样我国第一部惊恐类影片,竟然让我们中学生越害怕越想看,到了晚上就连续几天做噩梦……像《冰山上的来客》、

    《山间铃响马帮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英雄儿女》、《边塞烽火》等影片还“蛊惑”着我和同学李前宽有了当电影演员的梦想;特别是大连四中的老师刘增庆考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而且还和王晓棠一起主演了几部电影以后,我的当演员的梦想就开始“膨胀”……这是我上了高中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当时的电影票才几分钱一张,可我们家确实很穷,这几分钱也拿不出来,我们只好想别的办法啦。后来,我们发现电影院的左侧有个水溜子,它的上面正好是二楼的厕所。那时,我们年小体轻,就顺着水溜子爬上二楼,再钻进电影院偷看电影。开始,还好,没有被人发现。可后来,李前宽等有许多小伙伴也都如法炮制;等人多了,也就引起了看门人的关注。终于纸包不住火,让人发现了。我们当然地被责备了几句,就不敢再犯同样错误了。

    也就是这样,像《冰山上的来客》这样的电影,我们也都看过了 20遍以上。它的情节和对话我们几乎是倒背如流,那几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高原之歌》,我们也都会哼哼几句。那优美的音乐,曾让我们如痴如狂……

    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明电影院”被改名为“东风电影院”,每天就放映那几部“样板戏”,几乎没有人光顾这里啦。打倒“四人帮”,名字被改了回来。解禁的第一部影片是《洪湖赤卫队》。当时的情景简直就像过年一样,影院里站满了人。我是坐在二楼走廊的台阶上看完这部电影的。那种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劳动群众钟爱的电影艺术又回到了人民中间……自那以后,许多外国电影也纷纷抢占中国市场,异国风情的影视艺术,也成为了我们中学生了解域外风情的一个神奇“窗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好莱坞所谓“大片”也涌进了中国,掀起一阵一阵的“大片热”。可这种“热”到底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带来了什么?我们今天暂时先不去研究它。但回忆我在“东明”所接触到的许多外国影片,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良好印象。稍稍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也许都能如数家珍般地述说起这些……

    像印度影片《两亩地》、《流浪者》、《大篷车》;像巴基斯坦影片《叛逆》;像日本影片《裸岛》(默片)、《狐狸的故事》、《望乡》、《山本五十六》、《幸福的黄手帕》、《追捕》等;像南斯拉夫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像前苏联影片《劳动与爱情》、《攻克柏林》、《列宁在十月》、《大家庭》、《夏伯阳》、《两个人的车站》、《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等等。

    这些经典的外国影片,都使当时身为中学生的我们,感受到一种清新的异国情趣和气息,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精彩”!也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我们也曾暗暗下决心,也要像外国人一样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高中毕业时,父亲让我去海港接他的班,当个码头工人。他说,如今的码头工人当家做主人啦。妈妈执意让我念大学。我却死了心要去考试当演员。于是,我同李前宽一起赴北京考电影学院。结果,他被美术系录取;我报考表演系,却名落孙山。回连后,我考入辽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该说,这一段看似曲折的经历,不能不说同小时候我对电影的酷爱有关系。李前宽系我国著名电影导演,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像《佩剑将军》、《七七事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世纪之梦》等经典影片都经他和夫人肖桂云之手。另外,和当时的“东明电影院”有关系的还有我国著名电影编剧王兴东。他也出生在东寺儿沟一带,父亲是大连油脂工业总厂宣传干部。王兴东中学时也在这里看电影。后来他参军考入电影学院,最后从事电影编剧工作。像《离开雷锋的日子》、《飞来的仙鹤》、《建国大业》、《共和国之旗》、《留村察看》等,都是他的编剧。这其中也有他的夫人王浙滨的功劳。王兴东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我们有时见面,也会有趣地回忆起当年调皮的情景,以及对“东明电影院”的怀想……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他出生在金州湾里乡(即大连大学现址),但他中学就读的是大连二中,即我的母校。应该说,他的中学时代一定会同“东明电影院”扯上关系的。

    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东明电影院”早已被废弃,如今孤独地伫立在一片高楼大厦之间,没有人再去关注它、看它一眼……但不管怎么说,“东明电影院”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温馨,永远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清晰、深刻……

    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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