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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以及诗人之死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想起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诗人之死》中的诗句: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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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玩赖
  海燕  2012-12-27 14:40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_潘洗 

  【作者简介】

  潘洗,满族,辽宁岫岩人,生于 1969年,工程硕士。曾在国企从事过共青团、会计、宣传等工作,现供职于辽宁鞍山供电公司。已发表小说多篇,著有小说集《香味橡皮》。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北2830”成员。

  双城记

  本栏主持 /姜鸿琦 合作媒体:《野草》E-mail:panxi99@sina.com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更斯《双城记》

  题记 :就像打麻将,抓了一手好牌,但不一定能和。

  老俞的麻将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犯赌,所幸我都没在场。第一次事后证明是一场虚惊,不过是在联社内部泛滥的一则假消息而已,受此影响,麻将馆连着好几天门可罗雀,等到了周末我从鞍山回来,才恢复正常。在麻将桌上,牌友们是把这当成一桩笑话来议论的,老俞赔着笑脸不厌其烦地辟谣,老孙则大骂造谣生事之人。假消息的源头无法查明,但麻将馆又正常开了,老俞每天又能有好几百块钱进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谁都没有想到,时隔不长时间,老俞的麻将馆又犯赌了,这回是真的。北门派出所接到报警出现场,把一局打小麻将的老娘们给收拾了。四个女人把桌面上的和兜里的钱都上交了,还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差不多折腾到半夜。据老宫描述,当晚只有两局,靠窗的大间被那四个女人给占了,因为她们来得早,根据先来后到的规则,所以即使只玩小五元的,那也只能给她们用。老宫、老陈、老任和老程这一局老年队,由于老陈的习惯性勒局,比预定时间晚了足足半个小时,只好退而求其次,随便找了一间,反正剩下那三间都比较逼仄。老俞和老孙两口子都没在,只有服务员一个人,把水果和茶水弄妥后,就在楼下一边上网,一边应付几个来看书的小青年。几个警察着便衣,也不理会服务员的

  询问,径直就朝楼上走。也合该出事,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设有一道门,通常情况下都是上锁的,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竟然没锁,几个警察顺利冲上了二楼。老宫说,警察先是推开他们这间,估计是轻视了这几个老家伙的缘故吧,再加上桌面上没有钱(钱都放在麻将桌的翻盒里面),竟然没有多加理会,循着洗牌的声音朝最里边那间扑去。他们这几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因此侥幸漏网。这么说倒有点夸张了,其实就凭着老宫在玉城的人脉,打个十块钱的麻将犯赌还能犯到哪里去。四个女人刚被带走,老俞和老孙接到报信还没赶回来,这边老宫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北门派出所所长的手机上。所长也是偏岭人,当年刚刚起步时没少受老宫的提携和帮衬,这点小事儿的确不算什么。但又得对举报人有所交代,所以到底还是履行了繁琐的笔录程序,然后就把四个女人给放了,连赌资也发还给了她们。这件小事足以证明,虽然老宫现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已退居二线,但当年叱咤玉城、一踩乱颤的风采犹存,“四大牛逼局长”之首绝非浪得虚名。

  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正跟小叶在一起。别想歪了,我们之间可绝对是纯洁的友谊,我们没干别的,我俩只是在哥伦比亚喝咖啡而已。因为接听老李的电话,我没注意面前的蓝山是刚刚续杯的,端起来啜了一大口,把嘴烫了,我恨不得把舌头吐出来丢到窗外去。烫的是我,疼的好像是小叶,看她心急火燎的架势,就差用她那甜美的红唇和柔软的香舌来帮我止疼了。瞧,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妹妹啊。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心里塞满了疑惑:老孙是政府办副主任,为人低调,对朋友厚道,老俞是联社的信贷部主任,虽然偶尔露峥嵘,但办事也还中规中矩,这两口子到底得罪谁了呢?

  老俞开麻将馆是在她当上信贷部主任之后不久的事情。那地方原是一家“晴耕雨读”书社。这名字太有诗意了,字写得也好,是玉城当下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程老师的墨宝,雕刻在木制的牌匾上,黑底绿字,很有品位。里面专门租售青春读物、时尚杂志、教学辅导之类的书籍。老俞把书社兑过来,一楼还是那些书,或租或卖。此外还增加了文具、饮料、烟,以及一些泡面、火腿肠、小菜之类的食品。家里的电脑搬来了,闲时可以上网消磨时间。重点内容在二楼,原先是空置的库房,老俞给隔出四个房间,买了四部电动麻将机装上,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麻将馆就开张了。朝南靠窗的那间最大、最宽敞,剩下那三间,因为留出一条走廊的缘故,就显得比较逼仄、狭窄。其实北边靠窗那间够狭长的,因为安放了床和锅灶,感觉也挤挤巴巴的。在南侧的两间房之间的墙壁上掏了个洞,挂了一台空调共用,北侧的两间则备有电风扇。夏天我们在这里打麻将时,都尽量早点过来,好占住南侧靠窗那个大间,用某些同志的话说,在大间里打麻将,哪怕输钱心里也敞亮。

  我通常总是最守时的那一个。既然已经约好了时间,比如说上午十一点,或者晚上六点半,那就尽量在承诺的时间之前赶到。遵守时间不迟到,我觉得这是做人最起码的本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上升到诚信的高度,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谁都理解。比如说开车,虽说玉城是个小城,但有关部门也经常给市区道路开膛破肚,在不断增加 GDP的同时,塞车总是难免的;又比如打车吧,玉城的出租车少说也有五六千辆,可有时候,可能在半小时内愣是没有一辆空车停下来。这边老俞就催,说不如走来了,要是走,都能走两个来回了。我讨厌的是另外一种故意的拖延时间,所谓“勒局”就是指这种情况。有些人,比如老陈,明明已经准备妥了,却不急着动身,故意吊一吊你的胃口,其他三个人等得不耐烦才好呢。据说有人打麻将专门迷信这个勒局法儿,磨磨蹭蹭最后一个到,让其他人等得心焦,胜算似乎就多了几分。我后来总结出了“六不玩”,

  就包括了这种情况,从此把老陈等人排除在外了。

  我还好,在等人时不像他们那样焦躁不安,因为我可以翻一翻“晴耕雨读”的书。凭我二三十年的读书经验,我可以断定,这儿的书没有一本是正版的。盗版书有好多种,其中有两种比较典型:一种与正版无异,只是印刷厂捅的猫腻,偷偷摸摸多印了几千几万册,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市场,这算是好的;另一种根本就是假书,就是凭空编出来的,我就纳闷了,那些动辄上千页、印刷粗糙的大部头言情小说到底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呢?如今这网络时代,只要上网点几下鼠标,一本粗制滥造的书就成型了,连剪刀和胶水都省了。老俞这儿,多是后一种盗版书。我在等人的间隙,看到来租书或者就在这里搬个小凳一看就半天的,多是十五六岁、学生打扮的半大孩子,心里别别地有些疼。这种书误人子弟,害人不浅啊。但我没敢说出来,怕听的人觉得我矫情。我只是跟老俞开开玩笑,说你这个居心太险恶了吧,一楼弄个小书店,来玩的人进来就看书(输),那还有个赢啊?

  说起来我跟老孙和老俞有超过二十年的交情了。其实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一个朋友圈子,虽然有时候若即若离的,但这个圈子之间的来往从来没有因为一些社会琐事而断过。二十多年前,我一毕业就陷入一场难以自拔的失恋之中,形影相吊了好几年。我的下届校友兼同事小刘的老公小卢是工商银行的职员,小卢跟小俞(老俞那个时候当然是小俞)也是同事。不知怎么提起这个话茬,要帮我牵线搭桥,把小俞的高中同学介绍给我。经过几个人接力式的不懈努力,小俞的同学小李终于成了我的新女朋友。瞧,够复杂的吧。再通过小俞认识了他的男朋友小孙,又陆续通过各自不同的关系认识了小赫、小张、小段等哥们。那时候我们哥们也经常聚会,地点不是饭店和烧烤摊,而是在自己家里弄几个菜,哥儿几个吃吃喝喝。去的次数比较多的是小赫家。小赫家住玉城棉织厂沟里的红砖小二楼上,有一手好厨艺,所以我们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赌注小,输赢不大,最后还能撮一顿,那种简单的快乐和满足感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最多的就是在我家,新华书店后的大平房,有满院子的葡萄,夏天我们基本上是在葡萄架下支上麻将桌玩,我媳妇儿小李做菜也不赖,但是等到炖鱼时,还是要请小赫出马,因为大家一致反映他做得更好吃。有一回他炖鱼居然往锅里倒进去整整一瓶啤酒,让我大开眼界。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刚结婚,条件都一般,唯有小孙家的条件最好,因为他家老爷子时任玉城畜牧局局长。他俩跟老人住在一起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去他家的次数较少,但仍有两次印象颇深。一次是小孙生日,小段、小赫、小张和我,五家人都没有小孩,十个人团团围坐,大吃二喝。五个小老爷们共喝掉了六瓶白酒,要不是媳妇儿们拦着还想再开一瓶,而且把小孙准备串门用的铁皮罐装草莓罐头风卷残云全给造了。关键是谁都没醉,我还晃晃荡荡骑着自行车把小李载回家了。二十年过去了,能喝一斤二两白酒并且基本保持清醒,这成为我们后来的喝酒生涯中难以再次企及的一个高度。另一次是在他家烧烤,在屋里有一局玩扑克,一局打麻将,吃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在外边忙活的小孙跟小赫两个人供不上,干脆往肉串儿上多撒盐,把贪嘴的几个人齁着了,屋里的人在骂,外边的人在笑,多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异样的温暖。

  现在我经常回忆,总是想起从前的人和事,有人说这是变老的征兆。我承认。那个时候我们才二十多岁,现在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人过四十天过午,人生的太阳眼瞅着就要斜下去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个朋友圈子就是从当初这种简单的快乐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间倒是有那么几年各玩各的了,联系得淡了,但是到现在,这一帮兄弟又不由自主地重新聚到了一起,只是,哥几个早就不是当初那种简单、青涩的模样了。有的当官了,老孙就官至玉城政府办副主任,老臧当上了地税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有的发财了,老赫经营老玉精品店,赚得盆满钵满。老王,也就是团长,镁砂生意也还不错;多年以前,他的儿子被绑架撕票,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女儿和儿子,前者是跟媳妇儿生的,后者是跟情人生的,被他养在鲅鱼圈某个不错的小区里面。老汪这几年的生意感觉并不顺,开始是跟着他大舅哥干,后来自己单挑,资金链断裂加上镁制品市场走软,他的那个厂子感觉也没怎么赚钱,车倒是换了一台又一台,钱是借了一家又一家——他的特点跟当年团长一样,就是不爱还钱。老张在畜牧局上班,老肇则开了个红太阳酒业,同时还打点黑彩 3D,听说也赚着了。这两口子据说因为老张的外遇被老肇抓了现形,离了婚,又复婚了(一说是在一起住,没重新领证)。老赫的情况则不同,他跟老郝离了,跟老刁又结婚了。有的生病了,老章患肠癌动了刀,化了疗,现在恢复得很好;老赫也因为胰腺出了毛病,住过几次院,连酒都戒了,哥五个喝六瓶白酒的经典故事恐怕再也无法演绎了。小王在他老丈人的家族企业中干活,力没少出,钱没挣多少,弄得心理很不平衡。活得最潇洒自在的是老段,他原任粮食局下属某厂副厂长,改制后失业,通过同学关系一直待在体制内混日子,在法院具体干什么不清楚,每个月拿回家不到 1000块钱。可惜他没赶上好时候,想当年他爹是城镇粮管所所长,在玉城也风光人物呢。现在他跟老梁每个月收入不多,日子曾经也过得捉襟见肘,但却依然保持着乐观心态,隔三差五下馆子炒俩菜,弄点小酒喝喝,还经常纠集一帮人去东山公园锻炼,给人的感觉是深谙养生之道。当然还有几个哥们,我已经差不多有十年没见到他们了。

  至于我,我把自己定义为“候鸟人”。现在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玉城人,平日在鞍山上班,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到了周末,再回到玉城,如此周而复始。有一些是单位的领导或者下面部门的头头,那还好一些,像我这样做了很多年科员的,个中辛苦滋味,旁人无人知晓,好在我已经适应了。实际上,我对这种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很契合我的散漫性格。生活是有惰性的,婚姻尤其如此,无论多么美和理想的东西,时间长了总会变得麻木不仁,就夫妻而言,短暂的分离以及肉体的缠绵绝对是一剂效果良好的婚姻润滑剂。在去鞍山之前,我们有时候好几个月才做一次,现在只要老李的身体没啥特殊状况,差不多每周都会要她一次。老李可是我亲媳妇儿,作为一个男人,无论我多么想在外面彩旗飘飘,但我要确保这面红旗屹立不倒。当然,我每到周末急着想回家,除了想当一个称职的护旗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热爱打麻将,总想找个局玩玩,过把瘾。

  实际上一开始我对打麻将没有什么好感,还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如此痴迷。因为不会玩,所以觉得无聊,烦躁。刚参加工作那阵子,我饱受失恋的痛苦煎熬,干啥都没心思。我的同事孙晓双算是我的麻将师傅,他说打麻将第一简单,第二有意思,并指点我一副牌应该怎样才能上听,才能和。我是个聪明好学之人,慢慢地,便对打麻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刚学会,瘾大,常常战得天昏地暗的。记得最疯狂的那次,我们四个差不多连轴转打了一天一夜。四个人中,有王局长,当时丹东派下来的单位领导,还有我,我们两个住单位宿舍;我同学刘军,当时在印刷厂;还有一个是姜文广,在百货大楼。那时候刚刚实行双休日,是周六的下午放假,我们就从午后两点多开始,打了整整一夜,才弄了点饭吃。好在宿舍、小厨房以及工会活动室都在一层楼上,相隔不远,不用来回瞎折腾。补充了能量之后,谁都没有要散的意思,于是继续玩,直到周日下午四点钟。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赌注是一毛的,最后清点战果,我输了二块六毛钱。四个人脸色青灰,胡茬子都顽强地拱出来了。

  这种打麻将的狂热并没有维持多久。自从认识了小李并最终确定恋爱关系,到结婚成家从单位宿舍搬出来,我跟单位同事们就不怎么玩了,而是跟小孙、小赫、小段等一帮新哥们玩到了一起。赌注在一点点变大,从一毛钱涨到两毛,五毛,后来到一块钱。一块钱打了好几年。后来又涨码了,两块,两块五(号称小五元,或两块五抻直),五块,最后到十块钱。玉城打麻将的规则也在变化和丰富,摸宝了,带枪了,飘了,清一色了,四归一了,七对了,站立和了,溜达杠,吃杠了,十三幺了……讲究多了,和牌之后,算账就很麻烦。

  这二十年中,恰好是中间那将近十年时间,哥几个反而是不怎么打麻将了,那时候流行的是唱歌、烧烤、桑拿、足疗等等娱乐项目(当然,现在依然流行),算一算,正处在我们这帮哥们三十多岁的黄金年龄段,除了玩,还有很多正事要干。当然最好的是二者兼顾,工作娱乐两不误。不说工作,只说娱乐,我的爱好就是打麻将,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娱乐餐桌上不变的主菜,其他的都是配餐。跟这帮老哥们玩得少了,跟另外两拨哥们玩得就多了。在到鞍山之前,我主要是玩两种打法的麻将。一种是不断改进和完善规则的玉城打法,主要就是本单位一帮哥们,最后赌注是十块钱,死飘五十的,通常输赢在四五千块钱。我去鞍山后,这帮哥们加码了,还是打十块钱的,竟然死飘四百的,算整不算零,如果不和,一把牌最低要输出去八百,兜里不揣两捆大票是不敢上场的。我曾经数次向他们建议把赌注降下来,都是相处得不错的好兄弟,动辄一两万的输赢,总会伤感情的。开始我还经常去卖呆,后来也不敢去了。现在果然把好几个哥们给打靠墙了,基本上算是荒局了。另外一种打法是鞍山打法,这种打法跟玉城打法显著不同之处,是带混儿,算番,和得快。最初是鞍山派到玉城电力公司的几个领导把这种打法带过来的,后来地税局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也有下派的领导,总之是在电力公司和地税局开始流行鞍山打法的。鞍山公司先后给本单位派下来四位领导,刘、于、赵、刘,我陪着其中三位玩过这个,后一位刘领导个性鲜明,不爱喝酒,不爱唱歌,不爱打麻将,也不爱开会。领导不打,单位就逐渐没有玩鞍山打法的了,我就跟另一拨社会上的哥们凑了个新牌局。正是老臧把我带到那个圈子的。像财政局的老关,质监局的老石,联社的老梁,人民银行的老陈,检察院的老唐,再就是老臧的那

  帮地税局同事,像老宋、老张等人。对了,玉城这地方真的是太小了,不用绕多大弯子,就能把可能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关联起来。有人说,在玉城千万别在背后议论别人,说不定你的对面或身后就有那个人的朋友或熟人。老宋正是我哥们老汪的二大舅哥,开始老汪就是帮他打理镁制品生意的。而时任玉城人民银行行长的老陈,现在也成了“候鸟人”之一,几年前也调到鞍山,任鞍山市行的一个处长。老关现在是财政局副局长,是老李的高中同班同学。而老梁则是我偏岭中学的校友,比我高一届,是某乡镇信用社主任,跟老俞算是同事。我们的牌局就设在城东政府楼老石家。嫌手码牌慢,有人提议置办一台电动麻将机,于是老石真的就买了一台安在他六楼的家里。那时候比较好的电麻要五六千,现在五千块钱都能买两台功能更先进的了。其实这台电麻大家都有股份,老石至多算是垫付,因为凡是去他家玩的,只要和一把三家满,就抽出一百块钱,丢进他专门准备的大玻璃罐子里面。我的贡献最大,所以绝对是大股东,但是我在老石家输了不少钱,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并考虑到维持家庭和谐稳定的因素,具体数字就不披露了。我走之后,这个局据说也涨码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也慢慢地停了。

  六年前我刚去鞍山那会儿,每到周末回玉城,一般是去单位那帮哥们的牌局上卖呆,再蹭顿大餐吃,后来看得惊心动魄,都不敢看了。又转移阵地,到老段的妹妹小花开的麻将馆卖了几次呆。实在手痒,就纠集几个哥们到我家里玩。赌注设定为小五元,这帮哥们之中,差不多总能凑上一局,哥们的媳妇儿们偶尔也加入战团,后来渐渐地演变成几个女人陪我打麻将了:老梁,老段的媳妇儿;老肇,老张的媳妇儿;老王,俺家老李的闺密;小陈,老王曾经的同事,现在也是老李的好姐们之一;再就是老俞。以至于小王说,还是老潘面子大,回玉城度周末还有一帮老美女陪着打麻将。

  等老俞跟老孙兑下“晴耕雨读”开了个麻将馆,老章又总结道:老潘一到周五就回来向老俞报到,干脆让老俞在麻将馆再安张床,直接住在麻将馆得了。老章说得不无道理。通常情况下,我在周五下午回玉城的车上就跟老俞联络,定下晚上的牌局,有时候下车不回家,直接去老俞的麻将馆。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每逢周末,不论晴雨昼夜,既不耕来也不读,我差不多都泡在“晴耕雨读”里打麻将,好像老俞的麻将馆是专门为我开的。最多的时候能打五场麻将,周五晚上一场,周六白天和晚上各一场,周日白天和晚上也是两场,这不仅是智力的角逐和运气的比拼,更是对体力的巨大考验,一般的塑料体格可受不了。有一次跟小叶在半亩方塘喝茶,一不淡定说漏了嘴,小叶的脸色就晴转多云,眼里也飘下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点。她说哥,一到周末你就急急忙忙往回跑,原来就是为了打麻将,你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酸溜溜的语气颇像一个怨妇。我亲媳妇儿老李不这样,她只是经常援引老章的话来敲打我,以此表达对我沉湎于打麻将的不满和抗议。有时候她也会绕着弯子跟我说,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自己多注意身体,别把身体熬垮了。

  老俞的麻将馆基本上只对熟人开放,所谓熟,是跟老俞或者老孙熟,或者是老俞、老孙的熟人带来的熟人。我打麻将基本上不跟陌生人玩,实在凑不够手了,才勉强玩一局。这么做的结果是,经常在这儿玩的,只要能玩到一处去,最后差不多全都成了熟人。我把来老俞这儿的人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原来的熟人、哥们。有我以前认识的联社内部的一些熟人,像老关,现在是监事长;老唐,某信用社主任;老梁,老石那局鞍山打法散了之后,偶尔到老俞这儿来玩,每次必定勾着我;小孙,联社理事长的司机,是我初中的同学,等等。再就是原先陪我打麻将的那批老美女们,像小陈(多是跟老俞挂斗子,所谓“挂斗子”,就是两个人一把牌,一个人上场打,盈亏均分,属于躺着也赢钱、也输钱那种),老王(后来调到了邻市东港,就不再来玩了),老肇,老梁等。我单位那帮哥们也来玩过两次,嫌赌注小,觉得不过瘾,再不来了。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从老俞的麻将馆开业,我们那帮交情甚笃的哥们(当然老孙自己就不算数了),大都来这儿玩过一两次,就再也不来了,我一直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类以联社内部的人居多。如一大帮信用社主任,姜,张,徐,林,以及老任,再就是老宫,老陈,老夏,老孙,老程等。这个老孙唠起来也不是外人,是宝和羊肉城老板,我麻将启蒙师傅孙晓双他亲大哥。

  现在,我把他们在麻将桌上的个性表现梳理一下。

  老唐:个子高,人帅气,麻将打得不错,就是好激动,比如翻宝时若是进了,动作就会走形,手也不怎么听使唤了,常常会带翻几张牌,久而久之,被联社的人授予“手血栓”的光荣称号。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只要和一把牌,下一把必定飘上五十,要是连和三把,他就会说“焊上”(即“死飘”),若连续五把牌不和,他立马“开焊”(即“撤飘”),在场上显得很有气势。说说另一件事。有一天晚上牌局成得晚,老唐一边漫不经心地打牌,一边在发短信。后来又改为打电话,声音之舒缓、语调之温柔前所未见,我们都猜肯定是跟某美女有故事。才打到 9点多种,他说不好意思了各位,我得走了,咱们改日再玩,就匆匆离开,把我们都撂那儿了。打听了一下,居然没发现老唐有什么绯闻韵事,这让人很费解。后来再聚到一起玩时,老唐一个劲儿道歉,这事儿也就拉倒了,我们只好相信那天晚上,真的有个外地回来的女同学把他从麻将桌上强拉着出去喝酒了。

  老姜:长得矮胖敦厚,一看就是个慢性子。牌打得出奇慢,到他的时候,每一张牌都要深思熟虑,犹豫半天把牌打出去了,他马上又后悔不迭,哎呀打错了打错了。即使某一把牌他和了,他还在总结说,如果某张牌不那么打,那早就和了,会和某某张某某张,或者会和得更大。我帮他总结说,你的人生就处在不断的懊悔和总结之中,累不累呀。如果说这些算是不疼不痒的小节问题,那么他在上牌时顺手翻看几眼牌的坏习惯就是典型的玩赖了(我们管这个叫“撬蛤蟆儿”)。第一次没好意思说,后来我就不大客气了,我说兄弟这样不好吧,是你的牌你就看,不是你的牌就别看,这麻将牌就像是媳妇儿,你自己有媳妇儿,总偷看别人媳妇儿像话吗?你媳妇儿漂亮,那别人总偷看你乐意呀?大家笑,他有些挂不住,连牌都不上了,但是“撬蛤蟆儿”这个毛病倒是慢慢地给扳了过来。

  老肇:作为一个女人,老肇打麻将够狠。有一把牌她看十三幺,过了几圈她已经是一上一听了,对门的老夏打出一张东风,她只要碰上就听牌,但她愣是没碰,偏要看站立和。结果这把牌她最后是站立(闭门)了,但是没和成。这事儿老肇自己没好意思说,而是让边上卖呆的人给爆了料。大家都说她狠,贪。换成一个稳健的人,十三幺碰上就上听,翻宝进的可能性相当大,在三家都开门的情况下若进宝则有 480块钱进项,跟没和着相比,坚持看站立确实有些得不偿失。也有了解老肇的说,老肇不是一般战士,偶尔遇到一把好牌,输赢自然会放在第二位,就应该看得狠一点,把牌做得更大一些。

  老宫:我刚参加工作时,玉城盛传有“四大牛逼局长”,老宫时任工商局局长,且荣列“四大牛逼局长”之首。究竟牛逼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清楚,只是大约知道后来他犯事了,进去了,但他在里面呆了不长时间就出来了,虽然没有官复原职,却当上了技术监督局的局长。改革开放之初的政府序列中,这个局似乎并不那么抢眼,但自从老宫当上了一把手,这个局就跟着强硬起来,从此谁也不敢小觑。老宫现在二线了,业余时间多了,自然就有充裕的时间打麻将了。即便是在牌桌上,老宫照样那么粗声大气,俨然仍是那个威风八面的牛逼局长。也有例外,就是在通电话时,他会偶尔使用很夸张的、温柔的声音,我们都猜那边是个女人,是他的相好。后来这个女人还真被老宫叫过来几次,高个长发,面容姣好,只在一边静静地看,几乎不主动说话,只有在老宫跟她说话时,她才细声细气地回几句。说到这儿,我有些犹豫,我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现在老赫的媳妇儿老刁,在当年还是小刁的时候,十七八岁、貌美如花的小刁,据说就跟老宫有过一腿。有一次老赫酒后跟我说,他跟老宫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面,彼此心照不宣吧,老宫想跟他说点啥,被老赫给噎回去了。想想看,当年小赫刚刚参加工作进入工商局时,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老宫已经是个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牛逼局长了;二十年过去,老宫已经二线了,而老赫的玉器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两个相差十多岁的男

  人,因为生命中同一个女人的出现才有了一点点交集,仅此而已。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我把哥们的一点隐私抖搂出来或许不那么讲究吧,但愿老赫别生气。回过头来再说老宫。这家伙总是难以忍受桌面上的冷清和寂静,所以经常挑起一些话题(我称之为“唠闲嗑儿”),牌风倒也很正,打牌、给钱都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老陈:是从联社退的,退休之前也是个信用社主任。据说不差钱的,但是每一次来玩兜里只揣 3000块钱左右,基本上属于空手套白狼的打法。赢了自然什么问题都没有,若输了,就跟老俞借。按照玉城的规矩,通常情况下,玩家带的钱不够或者输光了之后可以向东家临时倒个短用一下,但在下次来玩时一定要把上次借的钱还清。老陈就不,老俞曾经向我们抱怨都欠了她七八千了。不仅欠东家的,也欠场上玩家的,有时候三家都欠。老陈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两口子组团来玩。一般是他先来,中间他老伴儿必定给他打电话,可能有个什么暗号吧,反正每次他输钱,他老伴儿一定会来,她上他下;偶尔他老伴儿先来,中间也一定会接到老陈的电话,若战绩不佳,老陈也肯定赶过来,他上她下。他们可能特别信奉“换手如换刀”的说法。无论谁玩,另一个肯定在边上观战。老陈在场下卖呆还好,闹心的是他老伴儿,可能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喊一嗓子“碰”,吓人一哆嗦。我们虽然反感,却不好意思说,到底人家老宫是老油条,有一次用貌似商量的口吻跟老陈说,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一块儿来,来了就悄默声地看呗,我心脏可不怎么好,要是把我心脏病吓犯了你可包不起。老陈平时挺怵老宫的,可能是他回家说了,老陈老伴儿从此就没怎么再来。老陈打麻将的妖蛾子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还报假账。那次老陈说他输了 4000块钱,结果其余三家把账轧了一下,发现这家伙居然只带了 1800块钱来玩。在玉城玩十块钱的麻将,按照现在这种规则打,兜里不揣个五六千块钱,是断断不敢上场的。但老陈就敢。

  老任:人的姓氏若是个多音字,可真麻烦。这个字当姓时念 rén,不念 rèn,可连她自己都说自己姓rèn,我就没办法了,只好尊称她为“rèn姐”。如果说老陈是“偶犯”,那老任就是“惯犯”。我们一场麻将打下来,都习惯报一报各自的输赢,最后一碰,把账轧平就好。但是有老任在的那些场次,输赢都对不上账。有一次最后算下来,输的跟赢的最后相差 1000多,大家都很不爽。在面上都各执一词,背地里却众口一词,大家都指向她。说实话,老任牌打得倒是挺快的,也没啥毛病,就是最后的账不准。我觉得在输赢方面打埋伏毫无必要。赢得多那是运气和本事,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揣进兜里,没有人会跟你要;你输得多,只能怨自己技不如人运气差,夸大输钱的金额也不会博取同情,赢家没有把钱退还给你的义务。这种心态实在难以理解。关于老任,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她有个漂亮女儿,已经接班在联社参加工作了,据说现在联社有个政策,只要是直系的子女(包括儿媳妇儿、女婿),并且符合学历、专业的条件,都可以办理接班。于是就经常有通过假结婚买卖工作的事情发生,听说现在这个价码需要 30万。老任才四十多岁,只比我大一两岁,就退休把岗位让给了自己的亲女儿,在就业形势如此不景气的年代,她也算去了一块心病,可以专心打麻将了。她女儿也打麻将,有两回老任临时有事,让她女儿替她一会儿,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丫头打得不急不躁,有板有眼,让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辈的老手看得一愣一愣的。

  老夏:经常喊“碰”,其实手里根本没有对子,我给测算了一下,如果排除下意识的看错牌,她有意瞎喊的概率在 90%以上。比较恶劣的是人家先听牌了,她后上听的,已经随宝了,有人打出一张牌,她喊“和”,我们要推牌,她又说没和没和,是看错了。我说夏姐,幸好大家没推牌,要是推池子里了,该怎么算呢?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算诈和。但老夏还是不听,不是“碰”就是“和”。我心里留意了,有一次她又喊“和”,我一下子就把牌推里边了,另外两家也把牌推了,她急忙说没和,果然又是瞎喊,这没办法,只能算她诈和,赔了三家钱了事。从此以后,老夏再也没有瞎喊过,变得异常小心,就连真的和牌了都要反复确认一下。

  小石:话说某一次,来了个陌生面孔。我自然倾向于跟熟人玩,但作为一个资深的麻将好战分子,对陌生人也并不特别排斥。这个小石据说是某乡镇的党委副书记,派头挺足,有时候感觉比老宫还牛。老宫不过是偶尔把自己的女朋友召来陪着,因为那是个养眼美女,虽然有些别扭,但心里并不特别反感。而这位小石副书记居然每次来玩都有一个跟班的,雷打不动地坐在他身后,必定点评石书记的麻将打得如何如何好。事后一打听,那个跟班的好像是在小石那个乡镇从事着工程之类的营生。我猜两个人的关系,除了真的是哥俩好,恐怕是有一种利益关系在里面。后来跟老孙聊起来这个人,老孙说石副书记换届时可能就要当镇长了。老孙还说,他哥你一定认识。我问谁呀。老孙说就是质监局的石所长。我靠,这扯不扯,原来是老石的弟弟,看来玉城这地方真的是太小了。

  老张:我只跟他打过一次麻将,从此敬而远之。他在我上家,有一把牌,他看十三幺,这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所以他手中的坎子张我就更容易吃到,我是在吃到了他给的“枪”(七饼)后上听的,是单吊,可选的张有八万和四饼,池子里面有一张八万了,于是我选择了吊八万,有意吊个臭张,这样更隐蔽。转过来一圈上家又打了一张“枪”,是拆了一对“枪”,我翻宝,没进;再转过来一圈牌,上家打出一张八万,给我点炮了。他气急败坏,说你这什么臭牌打的呀,我十三幺都上听了。磨磨叽叽说了好几遍。开始我忍着没有吭声,后来冷冷地截住了他的话儿,我说我听八万,你点八万没错吧?我没诈和吧?唠那些闲嗑有啥用,赶紧上钱得了。他气哼哼把钱摔过来,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盯着他看,场上气氛有些尴尬,旁边的哥们马上打圆场帮我把钱收起来,说抓紧玩下一把。这是我打麻将最憋气的一次。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上家看十三幺,如果手里剩一对“枪”和一张臭张,我也会把臭张留到最后打。结果留张炮牌,但这就是命,逃不掉的,怨不得别人。大千世界林子这么大,什么鸟没有啊。可是有的鸟却从来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和答案,而且还理直气壮,真是岂有此理。我打麻将更多的是想享受玩的那种过程,输赢是其次的,惹一肚子气实在没劲儿。其实呢,也犯不着跟这种人较真,我离你远一点还不行吗?心里结了疙瘩后,我再向老俞报到占座时,都会补充一句,别找张 ××。如果是老俞找我成局,我便习惯性问一句:都有谁?要是有张 ××那我就不玩了。

  老俞:最后说说东家老俞。话说在老俞没开麻将馆之前,一帮老娘们陪我在家打麻将时,除非是实在找不到手了,才找老俞过来。她总是最后的那个人选。原因是她打麻将赢了又是秧歌又是戏,输了便又刮风又下雨。谁打麻将能一直顺?总有点子背、气不顺的时候。但你不能骂骂咧咧摔摔打打的。我还溜缝,我说其实每一张麻将牌都是有灵性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偶尔骂一声打一巴掌没关系,但若总是非打即骂,那还不恨你呀,离家出走啊。摔牌骂牌,那麻将牌也能感受得到的,时间长了,好牌就不去你那儿了。我的这套老婆孩子的理论,博得了牌友们的好评。有些人一听,就想,有道理啊,以后千万别把麻将牌吓着了,牌要是生气了就不来了,不来牌还和什么。不过老俞之流,总是积习难改,即使她自己开了麻将馆,偶尔自己上场凑腿儿的时候,也会故态复萌,露出庐山真面目。有一次,她跟几个高中同学打麻将,她才输了 1000多块钱就气哼哼骂骂咧咧地出去了。其他三个同学以为她借去卫生间之机调整一下状态,半天也不上来,其中一个下去一看,老俞正趴在电脑前面,若无其事上网呢。那三个女同学被晾了半天,很是生气,从此再也不找老俞玩了。

  在老俞麻将馆,我打麻将时话说得不多,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公认我是个打麻将的好手。这不是说输赢,而是牌风正,玩得干净。老俞开玩笑说,如果评选个打麻将风尚大奖,估计老潘你会榜上有名的。这个我信。干什么都有个秩序和规则,打麻将就得遵守游戏规则,违反规则就要承担后果。玩就要玩得痛快,过瘾,心情舒畅,我有权选择那些跟我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的人,这没什么可说的。基于这一点,我在心里画了一个圈,圈出“六种人”来:动辄摔牌骂牌牌风不正的;只带一点钱空手套狼的;接个电话絮絮叨叨讲半天,扰乱场上气氛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自己不和牌怨天尤人的;报“血

  账”、夸大输赢金额的;撬蛤蟆、看牌、小动作不断,明显玩赖的——碰到这“六种人”,我宁愿不玩。我个人打麻将的习惯是:每次打麻将都把钱揣足,一般怎么也得揣个七八千块钱,有备无患嘛。钱包鼓,心里踏实,心态会更稳。只要一上场,必定把手机静音,这一来避免因为来电铃声惊扰他人(以己度人,打麻将时别人的手机频繁响铃实在是够烦人的),二来也怕扰乱了自己的节奏和注意力。一局麻将的工夫,真的会有天大的重要事吗?等散局了,照电话的提示挨个回过去就是,就算是小叶的电话,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打麻将心态很重要,牌不好别怪别人,不灰心,沉住气,坚持住,慢慢来。和牌了就收钱,别得意忘形,没和就痛快给人点钱,别不情愿,唠那些没用的臭氧层干啥呀。

  要说完全享受玩的过程、对输赢结果毫不在乎,那是扯淡。如果放在一个较大的时空里面考察,把打麻将作为一种爱好,那么输的钱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支付的对价,这也没啥。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对我而言,我只是个娱乐心理跟赌徒心理并存的麻将爱好者,输了无妨,赢了当然好。据说根据概率,如果打麻将的四个人相对固定,那么时间长了,每个人最后的输赢都差不多。当然在老俞麻将馆,只有老俞是稳赚不赔的,她只是提供一个场所,上点水果而已,每天便有好几百块钱的进项。联社那帮人显然是大有钱的,赢家都好几百的甩,老俞一律笑纳(从这一点看,老俞其实是违反规则的。在玉城其他棋牌社,十块钱的麻将一局只需 100块钱)。我也给自己大致归拢了一下,老俞麻将馆营业的这两年多时间里,输赢相抵后,我在那儿总共输了两万多块钱。老李说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输钱了。一般地我每次打完麻将回家,只要是赢钱了,一定会再数一遍,有时候晚场回来数钱的声音都能把老李吵醒。赢了查钱几乎成为我的一个标志性习惯。当然,要是输了,就洗洗睡了。老李说最近我睡得很熟,你也不查钱了,不得瑟了,那你这个败家爷们肯定又输了。

  现在咱们把输赢撂下,来聊聊交朋友的事儿。大家都知道我对交友识人的几个判断标准。最初我坚信不疑的是文如其人,经过近二十年的考察,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准。作为一个混场的小说写作者,我认为文学圈里文章写得漂亮、做人却很潦草的大有人在,文品与人品两层皮的现象相当严重。字如其人跟文如其人差不多。相信跟我有同感的人很多,这个恕不赘言。我觉得酒如其人、赌如其人、友如其人可能相对靠谱一些。比如说喝酒。那些在酒桌上推三阻四、想尽办法赖酒的,在生活中绝对不会是多么爽快的人。而喝了两杯白的就找不到北,牛逼吹得山响,天王老子都不怕,谁都没有我好使,这种酒品极差的,显然是浅薄之辈。比如看朋友圈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看你交什么样的朋友,自然知道你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最准的一定是要看赌博,比如打麻将。麻将桌上的四个人最像当下人的生存状态。面对着共同的有限资源(就136张牌),每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暗藏杀机,看着下家,防着对家,盯着上家,故布疑阵,云山雾罩,斗智斗勇,防不胜防。上得场来,谁都会玩,决定和不和的是运气,比的不是技术是心态。人生就好比打麻将,输赢皆是平常事,输要掏得起,赢要绷得住。虽然在牌品方面谁都不敢说自己毫无瑕疵,但我是个规则意识比较强的人,我自己守规矩,那你也别玩赖。玩赖有时候真的只是个小节问题,用不着上纲上线,但是你得认账。

  某一个周五的下午,还没出发回玉城,我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老俞致个电,晚上到她麻将馆占个座儿,最好在南侧靠窗最宽敞的那一间,找几个熟人、好手,比如老唐,老关,老宫,老孙,或者小陈,老肇,都行,痛痛快快打一场。正设想着,我媳妇儿老李的电话来了,她用一种半遗憾半幸灾乐祸的语气告诉我,你今晚恐怕打不成麻将了,老俞挨打了。

  那个周末麻将没玩成,不过正好借这个机会,把老俞挨打的事情梳理了个大概。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老关吗?我去鞍山工作期间,鞍山联社借调了一些下面联社的业务骨干去帮忙,老关、老俞和小李就是其中的三个。他们仨原先在玉城时关系就挺好的,到了鞍山,自然又近了一层。那些借调的同事陆续都回玉城了,老俞先是到联社工会任了一个闲职,后来又当上了人人眼红的信贷部主任。老关在鞍山联社已经提拔为部门副职,回到玉城任监事长,是联社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这不是闲话,不交代这些可能没法理解后面发生的事情。

  事情出在一个女人身上。确切地说,这是个跟老关和老俞都很熟的一个女人,在这里,我们暂且称其为老杨。老杨是老关和老俞的同事,更是跟老关曾经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借调鞍山之前,老关已经离婚,所以跟同一个办公室的老杨产生恋情是可以理解的。后来老关去了鞍山,这段办公室恋情以平和的方式寿终正寝。我想这是符合人性的发展过程。两个人的缘分就那么几年,断了也就断了。谁知道几年过去,老关衣锦还乡,成了监事长,曾

  经有过肌肤之亲的那个人成了高高在上的单位领导,老杨心理瞬间失衡了。这还不算,她看到老关、老俞和小李经常混在一起,高调且毫无顾忌,不由得醋意大发。她认为老俞跟老关肯定有事儿,小李只是个灯泡罢了。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试图跟老关沟通一下,究竟是怎样沟通的,沟通的结果到底怎样,只知道她见了老俞就会怒目而视,并出言讥讽。据说,老杨在联社内部并不是个招人待见的主儿,都说她有病,神经质,同事们从不招惹她,尽量离她远远的,让着她,这反而助长了她的嚣张气焰,她开始步步紧逼。

  老实说,这个烂摊子其实应该由老关来收拾,追根溯源,这个事情因他而起。由此可见,男人千万别招惹一个忌妒心强、横生事端的女人,善良才是女人所有品性中最大的优点。我们很难理解老杨的内心,如果她跟老关真的相好过,但凡她能多为老关想一想,能够把整个事情权衡一下,她就应该偃旗息鼓,认了。可她偏偏不这样。她不仅用言语和行为羞辱老俞,后来竟然发展到不断地发送短信,骚扰老俞和老孙。老俞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个人就在短信中你来我往地对骂,骂得姹紫嫣红、百花齐放。虽然老俞相对克制了一点,但问题是她在短信中反复提到了“那个人”,而其中的一条短信被老杨的老公老邵无意中发现了。老邵追问老杨“那个人“是谁,老杨立马矢口否认,说纯粹是老俞血口喷人,栽赃陷害。老邵就职于玉城农行,也是个见多识广的男人,哪容得自己媳妇儿在外边受气。于是发短信、打电话质问老俞,干吗造谣说俺家杨××外边有人了?那个人是谁?你有证据吗?老俞反复说那你得问你家杨 ××,她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装什么无辜。话不投机,老邵破口大骂,最后扬言:你们等着,有你们好看。

  老俞果然就有好看了,麻将馆真的犯赌了。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但是大家有理由怀疑,老俞麻将馆被举报,老杨老邵两口子百分之百脱不了干系。

  事情还没完呢。后来某一天,老邵来联社找到老俞的办公室,再次要求老俞把“那个人”交出来。老俞没想到这男人这么磨叽,还找上门来兴师问罪,两个人就吵起来,惊动了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人出来看热闹。眼看着局面越发难以收拾,老俞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自己做的孽你自己受吧。联社的很多人都亲眼目睹,在老俞的办公室,一个大老爷们跟一个女人吵得不可开交。听不清老俞说了一句什么,老邵张口结舌接不上茬,盛怒之下,先是摔了一只茶杯,紧接着一巴掌呼在老俞脸上。老俞捂着脸往医院跑的时候,老关和老杨正好前后脚进来,老俞恨恨地瞪着老邵,你不是想找那个人吗?现在他来了。

  老俞心里并没慌,去医院时叫上了一个同事陪着,算是留个人证。到医院一检查,耳朵穿孔了。诊断书在手,老俞一边办理住院手续,一边打电话给老孙,老孙果断指示,报警。

  证据有了,派出所立案了,法医介入了,据说只要定个轻伤害,检察机关就得公诉。判刑了,老邵的工作就得丢。老孙和老俞就是要出这口恶气。所以老关来找老俞,让她给轰回去了。紧接着联社的理事长亲自出面,说考虑到单位的稳定和影响,这种事情能和解最好和解。老俞说既然领导出面了,那行,我不砸他饭碗了,我也不讹他,拿二十万来,我就出院,这件事情就算了了。后来大家分析,老俞这么说,等于是把领导的面子也给撅了。

  我们很难想像老杨老邵那两口子自己待在家里是如何面对的,但他们很快结成了同盟一致对外。根据老俞提出的和解条件,他们估算了一下,老邵还有十多年退休,按照目前的工资水平至少还能挣四五十万块钱,如果饭碗丢了,那这些钱就打了水漂,这个账他们会算。可这二十万块钱实在太狠了,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又找人赔着小心从中说项,拿出十八万,和解了。据说在派出所和解协议签了,视频证据也录了,但是因为警察不小心没存盘,找他补录,老邵就开始信口开河胡咧咧,办案的警察不耐烦了,一拍桌子一瞪眼,他立马堆了,老老实实重新录了一遍。老杨把存折交给老俞时,嘴里还挺硬,说俺家有钱,拿去买纸钱烧吧。从那以后,她在单位只要见到老俞,都要往地上唾一口,再用脚狠狠地碾碎。

  老俞挨了打,赢了官司却丢了人。惹是生非的老杨反而成了受害者,居然博取了联社内部很多人的同情。都说老俞太狠了,不应该跟老杨那么个病人一般见识,更有甚者引用了一句民谚,说老俞这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便宜都让她给占了。我对老俞跟老关是否有染不妄加揣测,即使真的有,若不是捉奸在床,那全都是捕风捉影。关键是看证据。不管怎么说,老俞算是借此机会撇清了自己,老孙也算松了一口气。现在事情的盖子揭开了,我终于明白在那半年多时间里,我的哥们老孙

  的内心里曾经是怎样的焦躁和愤怒。

  我比较好奇的,还是老杨跟老邵。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是解决了,可是当老杨面对老邵时,她究竟会用什么方式自证清白,并重建夫妻间的信任关系。

  其实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如今最让我纠结的是,想打麻将,却无处可去。自从发生了这件事,老俞很快把麻将馆转手兑给了别人。每逢周末回到玉城,有了大块的空闲时间,我却提不起精神来,感觉好像战士失去了战场,英雄已无用武之地。看到我闹心吧唧的样子,老李开始想方设法转移我的注意力。禁不住她的一番巧言蛊惑,我最后决定加入到老段和老梁他们的锻炼大军中去。吃过晚饭,我就换上轻便的运动装,随老李一起步行去东山公园。秋深了,阜昌路上那些高高矮矮的白杨树,如流动哨般散布在道路两侧,缄默不语却有一种慑人的气魄。只有那些萧萧落叶在随风起舞。我从满地的落叶上走过,忽然心里一凛,仿佛踩疼了自己。就像打麻将,打丢的张牌还能抓回来吗?谁知道呢。从独一处胡同出发到东香铺,再过桥去城东,每次都要路过老俞原先的麻将馆,现在,那里变成了一家旅行社的门市部。“晴耕雨读”的牌子早被摘掉了,不知道被丢到了哪里,程老师那几个字写得很漂亮,真是太可惜了。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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