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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啖”(dan),《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吃或者给别人吃。注明的是书面语,可以组词为:啖饭,以枣啖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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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可识故园路
  海燕  2012-08-27 10:08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_周立民 

    作者简介:

    周立民,1973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现为巴金故居(筹)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担任《巴金研究集刊》执行副主编,《点滴》、《巴金研究丛书》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著有《另一个巴金》、《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巴金手册》、《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巴金画传》、《<随想录>论稿》等。

    ——关于庄河和庄河人的随想

    1

    那天午后,去北吴屯的路上,我们迷路了。

    飞了两千里,坐了四百里的车,又与一群老师和朋友为了贮存“庄河记忆”兴奋地嚷嚷了半夜,前两天的劳顿在故乡煦暖的秋阳下平整地摊开。此时,我坐在车中,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在问路,调头;问路,转向;来过的人拼命回忆哪个路口,什么样的树……很短的路,我们走了很久很久。

    北吴屯人类遗址是辽南地区发掘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下层距今约6500年,上层距今约5500年,当为庄河先民们的重要活动地。打算留存庄河记忆的人们,此行不免有些寻根的意味。但在我的迷糊中,在朋友们焦急的寻路声中,我别有感触:一群庄河人迷失在寻根的路上——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实际找不到自己的根?

    我很欣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记忆和一座城市的记忆联在一起写出来,那就是引得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伊斯坦布尔,但有了这部书,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投放过我的目光。伊斯坦布尔不是作为“他者”进入帕慕克的笔下,而是写它就是在写自身,城市与个人的生命记忆水乳交融。作家曾说过: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1]

    五十年不挪地方,这是他的幸福,彼此长久的“注视”便有了《伊斯坦布尔》。然而,这不是被动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自觉地梳理生命的源流和地域的历史。而庄河人是否关心过自己的根呢?有多少人想过北吴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甚至谁能说出:庄河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她造就了今天的我?然而,从这里走出的人,不论走到天之涯海之角,谁又能说与这片土地截然无关呢?不是牵挂、不仅是乡思,而是早已融到血液中的庄河人的庄河性格,从语言、语气,到姿态,到脾气、习性,可能是在无意中,但千万人中,你会一眼认出来:这是庄河老乡!然而,我怀疑,这种敏感倘若没有清醒的文化梳理,终有一天也会由模糊而消失,在无意中、不知不觉中消失。

    2

    找到了,找到了。尽管进了村子,又颇费一番打听,大家一直在抱怨,没有路牌指示,也太怠慢先人了,但我们还是踏上了通往北吴屯遗址的路。

    九月,是丰收的季节,东北的大地一年中最为丰满迷人的时刻。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这是萧红多年前在上海的思念,想起这段话,我贪婪地望着这里的蓝天白云,贪婪地呼吸着夹杂着青草味的新鲜空气。

    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咸盐豆。

    ……

    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2]

    此文写于1937年8月23日,萧红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人的身份不难改变,但人的口味却极难改变,所以,这群在上海的东北人提起家乡吃物恨不得立即跑回去吃。穿行在高高昂首的玉米之间,我想着萧红的文字,心想这不光是嘴馋的问题,它无形中也标示着你的出身,就像我与一位湖南朋友吃饭,吃了没几口,他推开碗:这没有辣子可怎么吃饭啊?!他嘟嘟囔囔,仿佛天下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了。

    一段坎坷不平的上坡路,走得我气喘吁吁。路旁山菊花开得正盛,还有娇黄的不知名的小花,高高的蒿子,一切都是我熟悉的。包括这坑坑洼洼、布满石头的路,比城市中油光锃亮的马路,这样的路你不能忽视,必须一步步认真地走,这样你与脚下的土地便有了联系,相互的生命便渗透了在一起。突然想到五六千年前的先人们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吗?他们的体温还会留在这土地上吗?又一想也许当年根本就没有路。

    这条路要走到山冈上,右手现出一片开阔的草地和树林,左手依旧是浓密的庄稼地,但一左转,人们就说到了。我看到了一块已经显旧的石碑,上面写着“北吴屯遗址”,这就是了?杂草几乎埋住了这块碑,拨开高高的杂草,走近前,玉米地与别处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地里布满了海蛎子壳,几乎有层层堆积的味道。后来,我看考古报告[3],其中着重提到:黑色耕土,多含砂石,中也有碎陶片;贝壳层中也出土了大量压印纹陶片。这处遗址有一万余平方米,1981年发现,1990年4月至8月发掘,共发掘房址八座,灰坑两座、围栅基址两道,出土生产工具五百余件,复原陶器六十多件……真该有一座博物馆,否则这些东西哪里去寻?我见到的不过是一片玉米地,还有那些贝壳,仿佛不曾被看重的破碎的历史就这么散落在泥土中。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家去读考古报告,看那些陶片上先民们留下的质朴的压印纹,粗细不一,不精致,不灵动,相比与其他地区那种简洁、灵动更富艺术感的纹饰,它们不艺术。包括这里出土的玉鸟,从精致程度而言,真的算不得什么。但其中的质朴,倒也是当今庄河性格的一部分,庄河人不大会花言巧语,也不大张扬恣肆,但他稳重、踏实、浑厚,更拙朴又阳光。在那些并不美丽的条纹中,触动我的大约就是这一点。从考古发现看,这里的古人主要是农耕和渔猎为主,这不奇怪,遗址背面是英那河的入海口,东北即为黄海岸,而当年这片土地被认为是气候湿润,森林密布,虎和象这类大型动物都曾在此留下踪迹,牛也很多,并且已经有了人工饲养的家猪。

    我留心的另外一点是,这里有房屋,有围栅,有陶器和各种生产工具,甚至还曾有袅袅炊烟,有厚达两米的贝壳,有各种兽骨……这一切都将非常逼真的生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仿佛我就要触动到他的核心,然而,这里的主人呢?考古发现中没有发现人的尸骨。是迁走吗?还是被历史的风沙变成了扬尘?这里有多少个群落,住了多少人?今天的庄河人是他们的后代吗?

    许多问题是难有答案的。下午的阳光照在这片土地上,微风吹到玉米叶飒飒作响。我俯身拣了三片海蛎子壳,挺新的,似乎不像几千年前的,但它们来自故乡,我带回了上海。

    3

    对于现代人而言,关山万重,抵不过飞机半个小时的行程,困惑古人的距离如今几乎不成问题,但是你可以从故园中带走一片树叶、一个贝壳,甚至更多,可是你不可能背着故乡四处流转。而奔走又成为现代人的宿命,它甚至不容你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下根就有了新的漂泊。我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做房地产的人,说是九年在四十个国家工作,仿佛手提箱就放在脚下,随时准备换登机牌。

    漂泊者渴望一片宁静的土地,但出走者却是义无返顾的背弃或者逃离。漂泊仿佛是被动的状态,是不得不离开;而出走似乎是积极的寻求,似乎就有了一去不回头的勇气,而实际上走得越远,故乡的牵系越紧。中国人写乡愁的文字不计其数,“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4];“西望乡关肠欲断,对君衫袖泪痕斑”[5],这是含泪、断肠之思!而钱珝的“佳节虽逢菊,浮生正似萍。故山何处望,荒岸小长亭。”“万木已清霜,江边村事忙。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香。”[6]则是距离阻隔不了的乡思。而对于饱经沧桑的老杜而言,“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7],是沉郁中的牵挂。

    过去,我总以为乡愁是中国人的专利,而对于欧洲人,语言和文化上的壁垒不像中国人那么厚,似乎在内心上更容易接受漂泊的状态,后来发现我错了。人类的情感是相同的,家和故园永远是情感中狂风暴雨吹打不到的地方。纳博科夫在自传中曾描述:他从俄罗斯流亡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就读,“我感觉到,剑桥以及它所有著名的特征——古老珍贵的榆树,装饰着纹章的窗子,不停报时的钟塔上的时钟——本身没有什么重要性,它们的存在只是我浓重的思乡之情的背景和证明。”以致于“我骨头里至今仍然感觉到早晨沿三一巷走到浴室时那刺骨的寒冷……”[8]与流亡地的隔膜始终是存在的,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他还曾说过:“这些原住民在我们心里和用玻璃纸剪出来的人形一样单调透明,我们虽然使用他们精巧的装置,给他们爱开玩笑的人鼓掌,采摘他们路旁的李子和苹果,但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们自己人中如此广泛存在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9]为什么,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记忆。

    我曾经陪同一位师长穿行在淮海路上,他激动得对我说这条街以前是什么样子,他小时候在这里做过什么。而我最多只是一个陪他看风景的人,虽然不是无动于衷,但是也参与不到他的情感中,因为对于这座城市,我们没有共同的情感记忆。但相反,如果谁跟我提起青堆子,从邮局,影剧院,下街,天宫庙,二中……哪怕仅仅说的是地名,在我的脑海中跳出的都是鲜活的形象。哪个地方是当年坐在爷爷的自行车上去过的,哪个地方是与小伙伴们常去玩的,哪里留下人生快乐的一刻,这些看似虚幻的摸不到的,但只要按到情感记忆的键盘便会如幻灯片一样播放不停的画面,是永远存在又无法被时间磨灭掉的。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情感找到了安放的地方,这才是故乡,它们不仅仅是山水、道路、谷物,还有亲人、记忆和一种强大的文化亲和力。

    4

    我爬到了小山冈,向北望去。下面是英那河的入海处。再北,就是我们的家,小时候,我也站在山冈上这么南望过,但真的很遗憾,那个时候从未来过黑岛,印象中只有这里的海蛎子很鲜很好吃,但当时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也没有当回事。那天晴空如洗,天空碧蓝,眼下是成熟的庄稼,东北望去是青堆子镇。在北吴屯没有看到庄河人的样子,似乎有些失望。但正如我们对于故乡的认同,庄河人或许不是一个具体的样子,如同空气无色无味却真实存在的,并且你能够感觉到存在一样。我想到一大早晨,我们穿过去石嘴子,去拜访李秉衡故居,去追问那里走出的是一个怎样的庄河人?

    李三大人的故事,小时候就听说了,尽管那时候只知道他是本地出来的大官,也知道他的老家就在青堆子东面的石嘴子,对于有些史书说他是海城人也多少了解那是拘于纸面讲历史的错误[10]。后来,大了些,也听过关于李秉衡的传说,如他是使铜锤的,武艺高强,有“铜锤李”之称。那时正是《少林寺》等电影流行的时候,我也颇读了些《说唐》、《说岳》之类的小说,对刀枪剑戟很有几分神秘的喜好,总以为那锤子之类属于遥远的李元霸,没有想到近在眼前的李三大人也有这东西,真想去看看。乡人们还喜欢流传他衣锦还乡的故事,那时李秉衡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疗病,从山东坐船回辽南。没有想到他在花园口下船,并与随行人雇驴车从陆路回家,还交代随行人,不要透露他的行踪。而当地官绅却早已在青堆子路口隆重迎接封疆大吏还乡,他们不会注意这个坐驴车的人。到家后很久,李秉衡才去见迎接的人,说明情况,并表明自己不喜欢这些排场。据说,那一次,他也拒绝了建官宅。后来,就不知道什么了,估计大多数庄河人除了这里出了一个“大官儿”和零零星星的故事,对李秉衡所知也并不多。或许,这就是庄河人,默默地做事,有担当却不张扬,更不会去争名、享名。比如,在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扬眉吐气有“胜利”二字可言的镇南关—谅山大捷,历史课本上只提老将冯子材,而国人们全然不晓背后更重要的是广西巡抚、“钦命会办广西前敌军务”的李秉衡。李秉衡在这场战役中作用之明显,可以与之前屡战屡败的清军主帅潘鼎新对比。李秉衡到任后经过一番整顿,战争局面截然不同,故时任兵部尚书的彭玉麟言:诸将皆有功,“然非李秉衡之廉劲公诚,坚镇龙州,力持危局,上匡抚臣,下调诸将,吊死恤伤,多方慰劳,以抚残军,苦心撙节,悉力供赏,以励勇士,粮饷军火,不分主客,随宜接济,则诸将亦不能成功。”[11]所以,他认为论功李秉衡当居首。然而,李秉衡似乎并没有居功自矜,甚至多少年后,连这一点功都不见了。

    前两年的一个春天,我曾应邀参加李秉衡雕像揭幕仪式。那天,我们从大连往回赶,一路上天阴沉沉的,雾很大。我们赶到时,仪式已经开始。在石嘴子上面的一个小山上,高大的李秉衡像矗立山头,深情地望着南面的黄海,还有他曾经建功立业的山东。前面站满了人,天依旧是阴的,间杂一些细雨,我不知道这是个欢乐的日子还是一个悲痛的时刻,反正留在内心中的印象仿佛晚清的风雨岁月,寒冷又迷茫。我不知道人与天是否有感应,那天的雨雾缭绕着的李秉衡像,似乎是故乡在为他的一个游子洗刷历史加在他身上的污秽。李秉衡是在抗击八国联军之际自杀而亡的,起初,清廷给了他封号,后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清廷就把这场战乱的罪责都推到李秉衡身上,“褫职撤恤”、“国史不立传”。李秉衡赤胆忠心,为了这个朝廷效命甚至丢命,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恐怕在天之灵也会觉得冤屈。反正,他是近代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悲剧性人物。那天铜像揭幕完毕,大家去吃饭,老少坐在大屋子里,好多桌,吵吵闹闹,吃着家乡的饭菜,我好久没有在这样的气氛中吃饭了,很亲切。同席中有一位老者,话并不多,我想那天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他就是《李秉衡评传》的作者张天贵,当庄河人连李秉衡的事迹还糊里糊涂的时候,他就东奔西走,查阅资料,在为李秉衡洗清历史的尘垢,直到那一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高的李秉衡矗立在家乡的山冈上。

    这几年,终于也有更多的人在关注李秉衡,当然也有很多论调脱离了历史的正义和公平,比如误国之忠臣,比如支持义和团没有开放和现代化之眼光等等。这种脱离了历史的环境之评价,听起来很吸引人,但要么脱离当时的实际,以今人或历史的后视眼光看当时之事;要么是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身陷困局中的李秉衡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靶子。其实,假如李秉衡抗击八国联军胜利了呢?就成了民族英雄?不发一枪一炮,就认为中国必败,这就是当时主和派的主张,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兵有枪的究竟要屈辱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男儿的决死一战呢?或者说,国力是在日益衰弱,但战争之胜败或许更取决于人心。中法一战有的历史学家就说:“清廷在整个事件中的优柔寡断与举棋不定,令人哀怜。清廷并不想进行战争,但却为清流党所迫,自险其中。如果从一开始清廷就立场坚定,决议打一场持久战,那法军也许就不敢挑衅。如果遵循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福建舰队与马尾船坞或许免遭摧毁。领导集团庸碌无能的代价,是顿失了前二者并失去了安南这一朝贡国。”[12]虽然论者还是将罪责归于清流党,可是前后也反映了近代史在中外,民族/国家的论述中的混乱逻辑,一面看到了“领导集团庸碌无能”,一方面又觉得战争失败后的代价,他似乎忘了,近代一个个战争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庸碌无能”的朝廷和颟顸的官员们。而幻想用和平换时间,即在中法之战中也能够看出,要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方从来不会仁慈地同意你什么条件的,而这些代价最后的承担者是谁?还不是同样祸国殃民?!李秉衡不是好战,但他认为必得先战后和,因为战火烧到脚下,那是不得不战啊!更何况还有屈辱,七尺男儿,就那么俯首称臣的屈辱。好了,历史或许过于宏大,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对于这个庄河男人更是如此,他的血性,豪气,刚硬,是骨子里无法忍受不战的屈辱的,特别是在八国联军进犯的时候。

    5

    在去李秉衡故居的路上,我想有两个故事颇能说明李秉衡的性格。他捐资入仕,到京城候缺优先补任,甫入京便有人就把各京官住址名单给他,当时的风气不去一一拜会,不去行贿,便得不到好差使。吏部虽派他到保定府候缺,可因为他不行贿,补缺总轮不到他头上。而对于背后人们的议论,也不在乎。这种“耿”是很可理解的:他们就该给我办,我凭什么还要去求他们?庄河人都有这种劲儿,他不会去想行贿对方会回报更大的利益,他宁认死理,不会算计什么利益。在候缺期间,李秉衡所办的另一件事也是这么认死理:保定要向户部送缴饷银五万两,派他和另外几人护送入京。可是到了,他不肯行贿,户部一直不给办交接手续,就那么屯在京城。要是别人,就按“规矩”办就过去了,偏偏李秉衡不肯低头。他还弄批人在户部门口轮流值班守护,并大造户部舆论,逼迫他们收银入库,弄得户部很没有面子。这或许就是庄河人常说的“脾气”吧?是的,多少年来,我也觉得这里的人是都有点脾气的。这个脾气是执拗,或者顽固,不好听的话讲是“又臭又硬”,用今天的话讲是做人要有底线,而由于这个地方并非通都大邑,反倒有几分古风,不像有些地方人头脑灵活、善于多变,那就是底线不能随随便便去碰的,惹恼了,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庄河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明显的,无论尊卑,无论权势,哪怕就是一个草根,“驴脾气”一旦上来天地不顾。

    到了,面前是一排青砖大瓦房,房前有一片空地,近屋处种着的花开得正妍。正门上是一副对联:“旷野荒村凝就武略文韬主 茅屋草舍闯出惊天动地人。” 李秉衡出生在这里,少年时曾出去求学四年,1848年,母亲病逝,他又回乡务农,抚养弟妹,并在这里娶妻。后来才南下随父,直到走上仕途。可以说,这里是他作为一个平民获得人生的最初教育和成长之地。这是庄河传统的民居,很大的院子,有东西厢房,院正中是李秉衡的半身像。进得正屋,从家具到书画,都是后来搜集的,并无当年的旧物。不过,我看着倒很亲切,柜子、凳子,还有炕琴等等,都是我小时候常见的物件,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了。有一面墙上,挂着李秉衡抗击八国联军的誓师文,李秉衡的一生名节包括生命均系于此,那如烟往事,在他的故居中或许不再显得遥远。

    在李秉衡的人生经历中,执拗的性格早就铸就了他的命运,这种执拗是坚持,是认准了的事情八匹马也拉不回头的那股劲儿。也可能是,不看形势,不看脸色,不会变通,世俗点讲,不会见风使舵,只是一路前冲。1897年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因巨野教案被罢官,闲居河南。朝廷不想与外国人开战,而李秉衡的强硬态度让朝廷觉得他是在玩火,还能不赶紧把他调开。但两年后,又重新起用,先是赴奉天查办案件,不到两个月又安排他去“巡阅长江水师”!此时,李秉衡已经虚岁七十,不是一个血气方刚、不经世事的小伙子了,他深知自己的性格,所以他奏请朝廷收回成命。“伏念臣以拙庸衰惫,过荷九重殊遇,亟应不辞劳瘁,报称力图。惟查事必收效于素习,才原各有所短长。当水师初设,彭玉麟实身自经营,迹其始终,功绩亦多在长江。是固彭玉麟之所习所长也。今臣起家牧令,洊任封圻,即偶涉军事,亦皆筹备于陆路,而于炮舰快划,上下风涛,从未经历,百种茫然。是实臣所未习,尤所未能也。臣连年衰病,此番力疾恭迎恩招,自审犬马之力,难任职事之劳,曾于奏对谨自陈明。”[13]这是老实话,未尝也不是托词,此番江南水师巡阅,少不得与洋人打交道,山东教案的阴影在李秉衡心中恐怕还没有散去,他深知自己不会违拗自己的性格去屈就什么,上策只有避开。偏偏上面给来了个“著不准辞”,两天后李秉衡只好再次上书,“惟当勉遵恩命”,同时剖白心迹:“臣素性迂拘,不善办理洋务,久荷圣明洞查。在臣初心,岂欲为朝廷多生枝节?此番奉命巡阅长江,沿江一带人心浮动,毁堂闹教之案层见叠出,痞棍必假臣之姓名,洋人必以臣为口实。惴怵不安,意实由此,非敢避难就易,避劳就逸也。”[14]有研究者评价:“李未掩饰对洋务无所好感,甚至在赴任前已经表露出悲观预期。不同于大多数善于逢迎的官僚,他显得过于坦白,也不似那些喜揽权任事的能吏,言谈中未见多少豪气。这份率直中透出的执拗,的确值得玩味。仅仅不到一年,他就用生死为代价为上述这段话做出了注释。”[15]

    虽说李秉衡曾推辞过这个差使,并请了两个月病假,最后才于次年春抱病南下,但是一旦就任,他却从不偷懒耍滑、敷衍了事。从武昌一路南下,湖南、江西、安徽,直至江苏,一丝不曾懈怠,“一切江防事宜,先后与五省督、抚、提、镇臣妥为筹议。每于行途地势形胜,设立炮台处所,必登岸履勘。水师各营、哨员弁来谒者,必谆谆训诫。告以严约兵丁,慎守讯地……”而此时,他的病也并未好,“且臣疾夙疴及口眼外风等证迄未就痊,自河南就道,周历长江五省,水陆几近万里,益形困惫……”[16]毕竟七十岁的人了,清朝已经日薄西山,他鞠躬尽瘁,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聪明人都办洋务,赚钱去了,在乱悠悠的世道中,李秉衡还一丝不苟地密报弹劾长江提督黄少春,“该提督徇纵营私,贪赌嗜好,废弛戎务,勇额多虚,以致水陆军队百弊日滋”[17]。也有奏请嘉奖的,所提到臣员“勤朴勇敢,力求整顿”,“朴直血诚,尽力江防”,“年久在军,不染恶习,勤奋沉实,兵队帖服”[18]。他的这股认真劲儿,必将为同僚们所忌,比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未必买他的账。典型的事例就是李秉衡弹劾黄少春,因庚子事变朝廷无暇理会,接下被招入京。刘坤一却以江防吃紧,镇守需人为借口跟朝廷要人,并称黄是“老成戎事,忠爱性成”,是“知兵大员”。就这么他留任了。李秉衡还陷入了一个怪圈中,东南地区的官员为自保,都不想与洋人发生什么冲突,维持现状、向洋人退让就是上策。所以,庚子事变之际,他们竟然推出所谓的“东南互保”,这是英国策动的东南各省的督抚保护英国及其他列强在长江流域既得利益的活动,在盛宣怀的联络下,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大员,同意在6月21日朝廷向洋人宣战之时,不遵守朝廷的命令,而保护洋人的利益,如上海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苏杭等内地由各省督抚保护。这是“识时务者”的决策,像盛宣怀办了那么多洋务,能不依赖洋人吗?但彼时的洋人又能平等地与你做生意吗?就像彼时的教士真的是来传福音的吗?而忠于朝廷、性格耿直的李秉衡显然是那么不识时务,偏偏他又以钦差的身份待在江南,这不是坏人家的好事吗?可以想象,国家危亡,前途不明的时候,夹在这各自心怀鬼胎的大员们中间,李秉衡还想一心一意图强自奋、为国家分忧,其忠诚可嘉,但其处境之艰难也不言而喻。

    北方闹义和团,南方的洋人紧张,英国提出要向长江口岸派出军舰,帮助中国地方官员维持秩序。刘坤一、张之洞不好拒绝,又不敢答应。张之洞的说法是:“以中国之弱,江阴炮台之陋,各国洋轮如江,止可设法善言劝阻,焉能以兵力相拒?”这是犬儒者的老调,其实清朝也就是在这样的调子里拖垮,近代中国也是这样一步步遭受凌辱。是的,那个时候一战可免,但终将不免后来的恶战和更不堪收拾的山河破碎。再说了,建了炮台,置了水军,国家白花花的银子投了不知有多少,到国有危难时,你却说:这些都不好用,我们不能打仗!一个有血性的七尺男儿能接受这个逻辑吗?不可能!出生于庄河的李秉衡更无法忍受这口窝囊气,他永远没有南人那么精明地算计,人要一口气比这种核算更重要。所以,张之洞等人还没有来得及劝李秉衡不要“孟浪”时,李已经由苏州赶到江阴,声称:凡遇到外国兵轮入江,炮台立即予以击沉,又要求南洋水师购置水雷拦江。这是给参与东南互保的大员制造麻烦啊,刘坤一一面便拖着购水雷,一面把李从江阴前线调开,约至江宁,同时下令没有他的命令守将不可妄动。横站在这里的李秉衡此时已经成为中外大员的眼中钉,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霍必澜在致伦敦外交部报告中就说:“前山东巡抚和慈禧太后的坚决支持者李秉衡驻在江阴炮台,他的势力肯定不会支持维护秩序那方面。自那时起,我从女王陛下驻镇江领事那里听说过,他从可靠方面获悉李秉衡已好几次打电报给刘坤一,请求他命令各炮台对驶入长江的任何外国军舰开火,但总督已断然拒绝这样做,而且下命令给各炮台的指挥官说:如果没有他的明白训令,他们不得开炮。”[19]当地官员、洋人都希望李秉衡走开,日本领事的报告说:“从可靠的情报,此前总督最感苦心焦思之事,系隶属刚毅派之李秉衡、鹿传霖掣肘,今两人相继北上,削弱地方上反对总督之力量,令其减少诸多内顾之忧。总督大有欢愉之色。”[20]朝廷宣战,需要各地支援京津,东南的大员们一定像送瘟神一样,推举李秉衡去驰援北京。李就这样带着两哨卫队奔京师而去。

    6

    这是一条不归路。

    首先,朝廷并不是同仇敌忾、决一死战,当政者本身就在摇摆,几乎在征召李秉衡的同时,就曾四次电催主和派的李鸿章入京,还委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老奸巨滑的李鸿章可不是一腔热血的李秉衡,他从广州到上海就不动了,要静观有利形势再北上,这就是聪明人。不过他也招来骂声一片,当时有人说:“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并历数其“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罪状,责问“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当时,李秉衡被寄予厚望,可是,尽管李秉衡让慈禧决心去与洋人一战,但这也是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李秉衡前脚誓师出城,李鸿章后脚赶到了,显然,李鸿章等来了有利的形势。而慈禧又开始变了,8月13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请各国先行停战。此时,李秉衡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这样被晾在前线,但上下均无着落:李秉衡让朝廷从山东调运军火,因朝廷的摇摆,到他战死都不见兑现;粮草也未得落实;名义上节制四军,实际无一兵应命,出京时仅有少数幕僚和数百拳众随行。中军无可用之兵,这还打什么仗啊?这哪是上下一心要打仗的样子啊!名义上他节制四军,可是看看李秉衡的战报,就知当时的情形:“臣刻自马头退抵张家湾。就连日目击,军队数万,充塞道涂,见敌辄溃,实未一战。臣镇如河西务、张家湾,俱焚掠无遗,小屯亦然。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臣此次奉命督师,事出仓猝,中军无一师一旅,仅张、陈、夏、万四军归臣节。张春发勇于战,而军皆新募,纪律毫无;泽霖人无足道,军事更所未娴;夏辛酉、万本华虽甚能军,惜兵力太单,不敷调拨。此次主客各军,或因久战而疲,或因新募而怯。臣出都之前一日,北仓、杨村相继失陷,河西务未立营垒即被敌人冲破,各军纷纷逃溃,势将不支。加以仓猝之间,万难布置。”[21]如此残局,李秉衡纵有回天之力又岂能收拾?

    李秉衡曾五见慈禧,屡言主战,那么他对形势究竟是怎样判断的呢?据说慈禧曾问李秉衡:“今日之变,言者皆咎朝廷不应开衅,其实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事已至此,非战即和,策将安出?” 李秉衡说:“中外交战数十年矣,终归于一和。”“与其以二十二省疆土拱手让人,不若力战而亡,尚可见祖宗于地下。”“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战而后转和。”[22]这是大势上的判断,具体而言,他并非不清楚清兵的战斗力,最关键是要什么没有什么,但还是慷慨赴死,这是儒家的忠义思想的体现。有的历史研究者分析:“李秉衡之主战不过为恪尽职守,他本人亦自知战必无胜理。”[23]这是比较符合李秉衡性格的分析,这里也显出庄河人的“认死理”。据荣禄的幕僚陈夔龙回忆,当时李秉衡私下里就曾说:洋兵如此厉害,战事哪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电召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议和[24]。其实,在李秉衡北上勤王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料到此行的结局,于荫霖长子于筠厚遵父命前往扬州为他送行,“见公于古庙中。公告余:汝父念我甚感。此次之战,必无幸理。如皇上西巡,命我扈跸,我尚可生。否则,有死而已!我年逾七十,尚复何憾!只恨此战启自拳匪,殊可惜也。言罢唏嘘不置。”[25]李秉衡故居光秃秃的墙上有今人手抄的李秉衡1900年8月出征前的《誓师文》,这是一篇气壮山河的热血男儿的宣言:

    窃闻死生亦大,须留不死之名;成败难知,誓奏必成之绩。当此密排战垒,迫近神京,九庙震惊,两宫廑虑。正臣子枕戈之候,亦将军裹革之时。除却战功,别无良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可汗虽骄,终成瓦解,远观前代,近证今时。自知王气之所钟,何患敌氛之甚恶?……然既挫其士气,扬我军威,知中国有敢死之人,复随处有同仇之士。……丹心一点,碧血三升,喜周室之未衰,料楚氛之终败;运筹破敌,奉命督师,内无交讧之汪黄,外有效忠之颇牧,将皆虎变,士尽鹰扬。须知主客殊形,间关易困。况老夫不死,大局始安。横鹜则扼其首锋,深入则议其后队。……望尔三军,涓埃誓报。藐兹八国,飞渡犹难。用是先发誓文,后中纪律。人谁不死?豹皮尚解留名;我亦何求?马革甘于横卧。呜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26]

    李秉衡不是用笔墨,而是用行动去书写了这一誓师文,“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然孤军迎敌,既无兵又无援,只能接连失败。8月17日,退至通州张家湾,将士所剩无几,李秉衡悲愤地对幕僚说:“昔史可法节制四镇,卒狼狈以死。仆于史公无能为役,今所处适与之同。一身不足惜,如国事何?!”[27]当天夜里,他向朝廷上奏战况,其中最后说道:“臣惟有殚竭心力,决一死战,上报君父之恩,下尽臣子之职,成败利钝不敢预料。臣奉职无状,相应请旨严谴。”[28]而这时,朝廷关心的已经不是李秉衡这支队伍的死活,而是八国联军究竟能否打进北京城,他们该哪里跑;他们更寄希望于李中堂(鸿章),能用三寸不烂之舌和卑躬屈膝为他们换来“和平”。李秉衡不用朝廷“严谴”,写完这个奏折,自己吞金自尽了……

    7

    眼前的李秉衡故居非常寒酸,关于李秉衡的直接文物几乎不存在,也没有像样的展览和相关介绍。但在静幽中,我感到另外一种亲切。打开不大的后窗,绿绿的玉米叶子要伸进来的感觉。院墙下是碱蓬花,开得正好,没有名花贵木,就是农家的草木。厢房角落中,几架芸豆开着小紫花,几乎爬到了厢房的山墙顶端,青瓦绿叶,仿佛时光在眼前交替,从黑白的世界到有色的电影。我想起东北作家端木蕻良1948年的一则小品:

    嗳!东北的九月,海水乍蓝,天乍高。高粱红了,新熟的稻草,鸭绒似的在场院上铺着。萝卜、地瓜、倭瓜、葫芦瓜满地滚。麻雀吱吱喳喳的飞,吃饱了还不够,还用精致的小腿将米粒弹落;牛羊愉快的叫着,白桦在风中摇摆。菜园里:白菜长得像热带的龙舌兰,碧绿肥硕,连叶子上的绿虫子也比别处长得肥壮。栀子、山里红、红果、神仙子像量米似的成石成斗的用车拉。花篮梨、红霄梨、凤尾梨、冻秋梨、香水梨各色各样的梨,摆满了通街。出奇的丰饶,不近人情的富足……

    我们的东北,神仙也住得的东北,四季的风景像刀切样的整齐: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落叶,冬天把种籽埋在雪里。被烘烤着的秋的原野,发出一种新出炉的熟面包的香气;无边的辽阔,醇酒似的浓馥,滴油的泥土,爽人的风,有知觉的天气,会颤动的柳条,会奔驰的大马,剽悍的人,固执的信念,英雄色彩的行动,撕裂似的热情……[29]

    这又是一曲游子对故土的恋歌,然而它却写出东北土地上的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九月的庄河的蓝天白云下,忆起端木的文字,几分情感共鸣中,我还想到了庄河人。这曾被认为是一片化外之地,然而从山东来的这些移民们无疑带来了孔孟之义,不仅有想象中的儒雅,还有与这片土地相结合的粗犷、热情、义气、坚强。在《李秉衡评传》中,我看到李秉衡为女婿写的一个扇面,录的是《呻吟语》中的三段话:

    心平气和而有强毅不可夺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圆通不可抱之权,可以语人品矣。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见识。

    事必要其所终,虑必防其所至。

    这是儒家的修为,也能看出李秉衡的襟怀和内心,还有其担当和志向,言语中不乏决断。生逢乱世,生命中总有躲不过的东西,但命运里也有自我选择的成分,正所谓“大事难事看担当”。李秉衡的结局是一曲悲歌,然而在他的身后,直到今天关于如何评价他还在争论。“庇拳仇洋”,对于他利用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被认为是狂热、愚蠢、保守的,他对洋人的态度和办洋务之不感兴趣,更印证了这一点。我不是历史学家,更关心世道、人心,以及主人公的命运和他的所思所想。关于“误国之忠臣”早就有人替他辩护过:“盖附和义和拳是一事,督师御外兵又是一事……李督师于危难之际以卫京国,既战而败,遽以身殉,一死亦颇壮烈,而竟坐以拳党之名,使身后永负遗谤,是可哀已。”[30]的确可哀,聪明人会想方设法逃脱,而李秉衡赴汤蹈火还要承受深厚骂名。身历庚子事变的费行简也言:“甲午乙未间,当世论疆吏之贤者,必推秉衡。迨拳作乱,众又以其顽固附诸刚毅、毓贤之列。然秉衡操行廉峻,勤朴坚毅,今之世,吾未之多觏也。当拳匪初起时,方出巡阅长江,余在奎俊幕中见其手札,有匪类不可重用,外衅不可遍开语,继则南中疆吏联衔电阻,李秉衡亦列名,而中朝不省。迨津乱既作,仓促勤王。其时外衅已启,即秉衡不战,亦莫从弭兵,在狡黠者正可延宕观望,乃不出此,卒以身殉。观其临殁致各将领书,述诸军畏敌状,可为太息。”[31]都在叹息,用义和团在李秉衡乃是无计而计,试问当时从北洋到南洋,哪一个肯出兵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都在“延宕观望”,只有老实人李秉衡才会飞蛾扑火。

    至于办洋务,李秉衡在1895年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从国力和战略上分析,认为超过国力向洋人举债也必有后患,“今天下民力竭矣,即网罗海内富室,亦未易积此巨赀。以云取之公帑,现在二万万输倭已属借用洋债,若再借修路之款,无力遽偿,势必以铁路为质,则全局在其掌握,一旦有调兵转饷之事,能必其一无梗阻乎?且战事有胜负,设为敌所乘,彼可长驱,我难措手,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也。”[32]这是不无道理的保守派看法,看这奏折,可见李秉衡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反对新政,而认为“然必事事取则西人,而尽变数百年之成法,臣窃以为过矣”[33]。他就觉得山东仿造的毛瑟枪“与洋制无殊”,当大家以器为先的时候,他还是认为人才是根本,“为政之道,首在得人”,“练兵必先选将”[34]。对于办洋务的人所作所为李秉衡深抱怀疑:“近年诸臣中熟悉洋务者莫如大学士臣李鸿章。李鸿章之崇效西法亦专且久矣,所谓富强者安在哉!夫富强之术自不外于筹饷以练兵,而饷别无可筹也,亦曰节糜费而已矣,杜中饱而已矣,而欲节糜费而杜中饱,亦曰绝瞻徇而已矣。”[35]他甚至一针见血指出:“凡筹饷、练兵诸大政、蠲除痼习以实心实力行之,不必奢言变法,而自强之基不外是矣。不然,有治法无治人,虽尽得泰西之法而效之,亦徒便其罔利营私之计耳!试观近数十年凡专办交涉之事,侈言洋务之利者,无不家赀千百万,昭昭在人耳目,究之其利在公乎?在私乎?亦可立烛其奸矣。”[36]饱蠹私囊、家财万贯,如此洋务,的确难给李秉衡留下好印象。

    东北是一片饱受屈辱的土地,翻开近代史它伤痕累累。而对于每个东北人来说,这么好的土地遭受到这样的凌辱,又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我们可以用这来想象李秉衡的内心情感吗?我觉得可以,这非空想,1895年的初夏,他回故乡,船就是在花园口登陆的。战火刚熄,他还曾向当地百姓访问日军入侵时的情况,其实中日甲午海战时,他就在对岸的山东,家乡的情况能不牵挂于心?1894年9月中旬,黄海上中日一场激烈的海战;10月24日,日军两万多人在清军没有设防的花园口登陆,守将驰电李鸿章请求速援金州,居然遭到训斥。真弄不清楚李大人是怎么想,敌人已经到了家门口,还在权衡什么?!但就这样,也不是说中国人就是一击即溃,这之后清军曾两次阻击日军进攻,日军即使攻占金州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遭到激烈抵抗。然而更为精良的大连湾守军却不战就逃,旅顺的守军虽然奋力抵抗,但再次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结果被日军占领。想不到日军在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这个安静、美丽的小城,有两万多人被杀害,除了留下抬尸体的人,这个数字意味着城里的男女老幼,凡为日军所见者都被杀。这种杀光,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四十多年后的南京大屠杀。这些,难道李秉衡能没有耳闻?对于这样的外辱,作为一个东北人,在情感上你说他是战还是不战?我甚至想在1895年年底的奏折中,他指斥办洋务的李鸿章,未尝没有办了那么多年,白花花的银子投进去了,可是当百姓遭受屠戮的时候,我们的大半兵丁在哪里的怨愤?更何况这一切发生在生养他的土地上。历史学家在分析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时,曾说:“半个世纪的外来羞辱,无论战争还是媾和,都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领事、气势汹汹的传教士和自私自利的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折磨人的不公正的感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报复欲,直至在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中爆发出来。”[37]这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历史不能假设,但在书房中无忧无虑喝着咖啡高喊“理性”的教授们,从来不会去体会这种屈辱和煎熬,体会不到失去家园的人不得不拿生命保卫这一切的强烈愿望。除了土地,还有自由和尊严,都是不容剥夺的。

    在这样的境地中,李秉衡可以逃脱生命中的责任吗?不可以!直到走出村子很远,我耳边还回荡着他的话,至少要让他们“知中国有敢死之人”!仿佛三十多年后,“中国不亡,有我”一样!有这样一个先辈,庄河人今后在任何风雨中脊梁都会是挺直的。

    8

    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庄河旧属燕地,有勇悍侠义之风;又多山东移民,自然带来忠义的儒家之气;近代以来,东北是屈辱之地,是悲歌浩荡之所,又不乏可歌可泣的事情。比如邹立桂(1857~1900,字月亭)英勇杀敌的事迹。他出生于庄河青堆前炉村,性格豪爽,一身正气,有好武功。22岁在岫岩参加清军,任哨官。后在奉天(今沈阳)担任镇守东营子的前营营官,又升任吉林省左路帮带移驻珲春。1900年8月,沙俄17万军队兵分五路,侵入黑龙江、吉林省境内。面对俄军入侵,黑龙江将军寿山在俄军占领齐齐哈尔时自杀,吉林将军长顺则令官兵持白旗投降,奉天将军增琪干脆弃城逃走。这样,到10月1日,俄军几乎占尽东三省主要城市。其中,9月4日,俄军攻占三姓(今依兰县)、宁古塔(今宁安县)之后,又攻珲春。强敌当前,邹立桂毫不畏惧,他召集部下慷慨而言:“养兵千日,用兵一日,杀退毛子兵,守住国土!”他居然不理睬吉林将军的降令,奋起截打进犯俄兵,弹尽后挥舞大刀与敌血战,终壮烈殉国,年仅43岁。

    又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庄河人!你不觉得他的性格中有着与李秉衡共同点吗?如果说李为一品大员责无旁贷的话,邹仅为下属小官,大员们逃得逃降得降,非得你站出来吗?而且还是抗命。但七尺男儿,一腔热血,岂容此辱?“养兵千日,用兵一日”,并非慷慨之言,而是责任的驱使,明知以卵击石,依然不失大义,不惜粉身碎骨。庄河人的“迂”和“硬”在这个小帮带的身上尽显。

    硝烟远去,心中的豪气似难平复。

    我们的车到了小孤山的孙堡村,英那河畔的青山绿水,让人顿觉心胸开阔。一群白鹅摇摇摆摆,排队上岸回家;水中几只鸭子,轻游闲荡,仿佛是哪一幅国画的立体版;草垛上爬着大叶的倭瓜,有的还刚开花。正午时分,除了偶尔过往的汽车,路上行人稀少,清幽静好,懒洋洋的阳光下有种久违的田园感。多少年前,就有人在诗文中描绘过这样的田园景象:

    好鸟唤前溪,春晴雨一棃。岸裁新水曲,云割乱峰齐。

    叶碧禾盈亩,花黄菜满畦。去年送人处,依旧草萋萋。

    差觉强人意,门前过客稀。风和舒菜甲,雨小养苔衣。

    山静云偏出,园荒草转肥。邻家呼午饭,野老荷锄归。

    古木阴如幄,新茶叶坼旗。燕忙穿树急,蜂醉出花迟,

    村景皆成画,农歌半类诗。不知三两叟,携杖欲何之。

    行行桃李树,着意厚培栽。地冷逢春晚,花迟入夏开。

    蝶随狂絮去,莺送好音来。我自闲观水,沙鸥莫浪猜。(《村居四首》[38])

    诗的作者是出生在孙堡子的满族学者多隆阿。东北向被以为是化外之地,悍武之人居多,风雅之士鲜闻,然而英那河畔却诞生了这样一位诗人、学者,他的一枝诗笔让这里的青山绿水有了人文气息。笔墨寿于金石,多少年后,多隆阿的居处片瓦不存,但他的文字经历了时光的磨蚀至今吟咏起来仍不减色。

    《岫岩志略》介绍多隆阿,说他“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殚心考据之学,天文数术,星经地志,凡百家言,无不备览。”[39]而对于功名则渐失兴趣,“荐而不售,遂绝意选取,吟咏自娱,晚年喜谈青鸟术,判别诸书异同”。证之于其诗文,也能看到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位喜欢谈论学问,怡养性情,追慕君子之风,品行高洁的人。他在《古风五首》中表达了为学与做人的追求:“笺注搜毛郑,典谟溯虞唐。敢道知希贵,惟恐学业荒。相彼幽谷兰,无言只自芳。”“笺注搜毛郑,典谟溯虞唐”是他致力考据之学,十年板凳冷的写照,“相彼幽谷兰,无言只自芳”是不与流俗同的独立追求。在他的诗集中有很多对虚浮学风的批评,对读书人与流俗苟同的不满,他更看重的是“松与柏”的“终古性常贞”,何谓“贞”?正也,坚也,定也,诚也,不邪也:

    古人重实学,今人盗虚声。

    窃取糟粕余,富贵博恩荣。

    衣锦夸闾里,策肥动公卿。

    譬如三春花,转瞬萎荒城。

    岂知松与柏,终古性常贞。

    他也曾为怀才不遇、曲高和寡而感到惆怅,但还是告诫自己:“人言何足凭,登高发远啸。”他看不起依附别人生存的“藤萝”:“一旦木成颓,与之俱同僵。所以有志士,独立守故常。”他赞颂南山松柏:“饱沾雨露润,坚成铁石心。充作栋梁材,巨室独胜任。寄语众桃李,莫急出山林。”《岫岩志略》说他为人:“性情耿介,不趋荣势。”这些诗句可为印证。一册《慧珠阁诗钞》,我喜欢的还有多隆阿谈读书、论学问的诗句,它是一个文人胸怀的抒发和情趣、品格的显现:

    屠苏小酌瓮头春,净几明窗不染尘。诗欲求工常近拙,书缘温故始知新。

    每寻野老求遗事,恒辑残编寿古人。架上牙籖分甲乙,启心何异德为邻。(《庚寅元日二首》之一)

    他中意于“净几明窗”、“静掩双扉远俗尘”,感叹“一卷经书读未尽,车声门外又粼粼。”(《庚寅元日二首》之二)而“每寻野老求遗事,恒辑残编寿古人”,对他来说就是写实。多隆阿一生诗文甚多,但保存下来的却有限:《慧珠阁诗钞》,共十六卷,辑于《辽海丛书》只是其中一卷,收录其诗作八十三首,加之其他散见于地方志书中的零星诗作,存世约两百首。《易原》十六卷,十年辛苦不寻常,从1827年到1837年,五易其稿始刊行于世。《毛诗多识》十二卷约十万字,存有嘉业堂刊本,仅刊六卷。《阳宅拾遗》四卷,附《地理一隅》一卷,有家刻本,现已无存。《易蠡》十五卷稿本未刊,《易图说》一卷,《文钞》四卷,《诗话》四卷,皆是稿本,尚未刊行,这些迄今只字不存,无从查考……看到这样的结果,未免心情黯然。多隆阿大约是迄今为止,庄河地区最大的学问家,然而,庄河人并没有把饱含他一生心血的文字完整地保存下来,未免有负先人。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于重视道德文章的江南地区,这一点庄河之粗和乡野气也不容回避。学问是什么,对于寒风呼号中忙于生存的故乡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那些经学和考据,也与他们的生命格格不入,直到今天,多隆阿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评价。而李秉衡,不论怎么样,还沾了一个“大官”的光,而一介寒儒,又有什么用呢?从功利的角度讲,真的没有用。但从另外的角度而言,诗文可养心,学问可去昧,蒙昧之人无异于盲,而无心之人则无异于行尸走肉。多隆阿的存在提醒我们:庄河人在勇武彪悍、义薄云天之外,还应有文质彬彬和内心涵养,在实利之外不能或缺形而上的追求。他的诗句或许就是现成的教材:“受戒何须读楞严,情多或许脱尘凡。惟求长厚如张季,莫蹈清狂似阮咸。学积十年安我拙,心澄一片任人谗。何当驾得扁舟去,好趁长风饱挂帆。”(《春日咏怀三首》其三)“惭愧年年自惹尘,林园僻处好抽身。蒙茸俗草难惊眼,雅淡名花不媚人。寡欲或为留寿客,能闲尽属葛天民。多情已受情缘累,且恐种多又种因。”(《消夏二首》其二)在一个重视功名的时代,多隆阿弃绝功名专心学问,所遭白眼所受压力可想而知,所以他不断地自励:要“安拙”,做不媚人的“雅淡名花”。古人诗文有高格、雅气和清心的力量,足可涤荡我们心中的浊气。“光射纸窗天欲曙,残灯犹映读书台。”(《寒夜偶成二首》之二)读书为学的苦乐在诗中也多次道出:

    案左摊书仔细寻,俗缘全向静中沈。三冬月色三更淡,一往诗情一夜深。

    勉向时途尝学步,难将古调遇知音。当年自恃年华富,那想蹉跎直到今。(《寒夜偶成二首》之一)

    农业社会,春种秋收,四季分明,人们的生活在一种“慢”的节奏中,不似今日东奔西走总在“赶”,这才有所谓的“心境”,有心境才可能有与大自然悠然相对诗情, “山好能医俗”,山水与四时风情从诗人笔下到心中。雪后野望,看到的是:“草积村园白,柴燃店灶红。”“鹤淡飞无影,冰坚裂有声。浮云何处是,大地一同清。”“山川如汤涤,耳目尽清澄。草没雉眠雪,桥闲人涉冰。”(《雪霁野望三首》)春日踏青满目是一派清新:

    小雨初晴草色新,深黄丽紫艳芳尘。射干瞿麦都簪偏,如此山花也爱人。

    野水横桥聚浅沙,柳荫历乱夕阳斜。黄鹂却似多情甚,沿路飞鸣送到家。(《踏青春词四首》之二、之四)

    旅馆消夏有读书的风雅,也有看云的自在:

    松棚高荫读书堂,抱膝吟诗逸兴长。冷眼观人原近刻,温风入室尚含凉。

    蕉才着雨声先到,菊未开花叶已香。隔户看云云自在,不为霖雨不空忙。(《旅馆消夏二首》之二)

    鸟语花香的田园景象更令诗人诗兴大发:

    初换单衣尚觉凉,迟迟日比小年长。斑鸠聒耳才呼雨,紫燕依人又处堂。

    烟走随风流浅碧,花飞如雨落残香。烹茶小助吟诗兴,久作林边趁夕阳。(《溪村晚春二首》之一)

    乡愁、乡思中更见多隆阿情感的细腻,比如《即事四首》中,“游子方驻马,阿母正倚门,斗然见儿面,喜极泪沾巾”,写尽慈母之态,接下来的一连串关切的询问,也极其写实:“药饵需人煎,谁与尔相伴?安否有人看,谁与尔相善?尔衣或轻单,尔运亦屯蹇。”相见欢,又恨夜短,“一一诉根原,烛花昏再剪。出门望星天,斗柄已东转。昨宵觉夜长,今宵觉夜短。”次日里做吃的和细细的叮咛都是日常之事,却足以催人泪下:

    来朝命庖厨,割鸡与炊稻。菜腌咸菘芹,果收干梨枣。

    烹饪虽未精,适口即为宝。外乡饫肥甘,岂如乡味好。

    健胃复和脾,毋使颜色槁。忆昔汝未归,触目总烦恼。

    烦恼日益加,衰颜日益老。汝久客外乡,身体须善保。(以上均录自《即事四首》)

    这样的诗句,笔笔落在实处,却有孟郊“慈母手中线”的质朴和动情。羁旅中的乡思,写不同情境中的乡恋,那种有了时空距离的情感,凄切,浓烈,也悠长:

    烧残银烛冷,兀坐小楼东。人话三更雨,秋吟一夜风。

    谈深欲忘象,客久羡归鸿。借问萧斋里,乡心若个同。(《书院夜话》)

    扫床强伏枕,蝶梦竟难寻。萧瑟三更雨,凄凉一夜心。

    壁寒灯影淡,院湿柝声沈。倍助家乡思,幽蛩故故吟。(《旅馆雨夜》)

    我们也可以随着他的诗笔去追寻故乡一百多年前的景物:

    嫩碧菁菁草又芳,荠花细白菜花黄。苔侵乱石堆泥土,此是当年旧草堂。

    黯淡斜阳别有春,残花萎地涴香尘。不知来往衔泥燕,可识从前旧主人。(《过旧园四首》之二、之四)

    庄河风景在胸中也在笔下,写黑岛的黄贵城:“胜地前临海,春潮蹙浪回。”又在叩问:“古迹凭谁问?残碑仅记年。”(《皇古城四首》)写碧流河:“扁舟泊岸暂停桡,稳渡轻车驷马骄。白浪迭生风蹙水,碧流忽溢海添潮。临河顿作澄清想,饮酒能将磈磊浇。遥指沙鸥三五个,低飞斜掠杏帘飘。”(《渡碧流河》)写黑岛山寺游感:“我爱秋容淡,闲寻野径斜。白云寒谷絮,红叶晚山花。浅水余残苇,清流走细沙。行行力微倦,暂歇野人家。”(《游黑岛山寺二首》)写庄河海岸:“一水远连獐鹿岛,群山环绕凤凰厅。”(《残诗半首》)

    寄情山水,自得书斋,追慕古人,一心向学,这是诗文中多隆阿的形象。然而,文弱书生也有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尊严、威武和勇气,多隆阿之死与李秉衡一样,完美地诠释了庄河人的文化性格。多隆阿曾跟随同榜拔贡、金州人何维墀先后在北京和山西平阳等地任职。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何出任山西平阳府知府,聘任多隆阿为平阳书院院长。咸丰元年(1851年)春,多隆阿从山西回到庄河,整理《毛诗多识》,秋天完稿;次年(1852年)春节回山西,咸丰三年(1853年)秋天死于太平军之手[40]。张玉纶在《例封文林郎乙酉科拔贡生多公墓志铭》中对多隆阿遇难的细节多有描述:当时太平军突临平阳,而平阳守军多调往他处围剿太平军,等于是座空城,形势危急,“时癸丑(1853年)八月初九日寅刻也。于是何谓公曰:‘兄处宾师位,弟已派人护公可急去,弟将与此城存亡矣!’公笑曰:‘是何言!愚与君同举拔萃科,君王臣,愚独非王臣乎?且愚闻有闻友在难,而赴之者,未闻有见友在难,而去之者。君能殉城,愚独不能殉友乎!’”生死关头,他不肯背友偷生,而要患难与共,这是一种大义。而等城陷,多隆阿更是正气凛然:

    甫至大堂,则贼已入署矣。问公何人,公曰:“我太守友多某也”。贼首曰:“汝必读书人,可随我无忧不富贵。”公曰:“读书人断不为贼,且为贼,亦断无好死者,何富贵云也!”贼仍以好言餂之,公即大骂,傍贼进矛于公,公遂隤。贼肆杀掠三日,夜弃城去。何之亲随稍稍集殓其尸,及家人尸,独公尸不可得。一役曰:“必得之。贼入署时,我匿于大堂卷棚上,闻公骂贼,贼刺公隤。贼首怨曰:‘此忠义士,汝奈何杀之!’令斩刺公者,又令人铺大堂毡包,裹公尸藏僻静处,勿令残毁,以为忠义者劝,故曰必不可得也。”众相与搜索,至署后无人处,果得毡裹,开之,得公尸,面如生。……

    强兵面前,不慕富贵之诱,断然放弃生存的机会,连对手都为其“忠义”而感动,这哪里是我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这分明又是一位“认死理”的大丈夫。这个时代,人都变得聪明了,更重要的是都在权衡利益、计算得失,而“死理”和“忠义”便在很多交易中成为利益的牺牲品,甚至连最基本的做人底线、道德底线都丧失了,像多隆阿这样的人正好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大课。我想,在庄河记忆的追寻中,先人们有多少光荣与自豪至今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而李秉衡、多隆阿、邹立桂等人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认死理”的执拗和七尺男儿的担当,直冲云霄,历久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英那河东流入海,时代各异,但庄河人的这一腔热血却才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9

    庄河记忆的追溯,似乎脱不了沉重,比如,我本来还想写花园口,还曾设想:中日战争,倘若李秉衡不在隔海,而是守着家乡的花园口,庄河人为了自己的土地一定甘洒热血,毫不退缩,因为没有退路,这就是他们的家园。那么,中国近代史是不是可能被改写?历史不容假设,时机错过了,一切都不可挽回,人生的悲剧,民族的悲歌,就这么在青山绿水间不断回荡。而如今,人们对他们又怎么看呢?或许,只有我们这群闲人还在关注这样的记忆,对于大多乡亲们来讲,他们一定会迷惑地问:记忆能干什么用?

    的确,目光被现实囚禁的人无暇顾及现实。远离故乡,出外打工,在外谋生,那些青壮年不知承受了异乡多少阳光的暴晒和人们目光的宰割,他们要做好老板的工作,也要牵挂着千里之外的父母健康、妻儿的生活费,此时,他的内心中究竟是想尽快融入异乡,还是立即回到故乡呢?故乡与异乡,对他们来说不是奢侈的情感符号,而是现实的选择。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呢?同样要承受着现实的重压,生老病死,在光鲜靓丽的叙述中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却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当所有的人眼睛都盯着前方、一路追逐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多看一眼那些被时光遗弃的老人,他们似乎只有自生自灭的命运。我们所谓的“故乡”对他们不过是身上拍下的尘土,或者是走不出的人生囚笼,日夜相伴,岂能相看两不厌?另外一种情况是,时代在前进,“日新月异”成为人们的骄傲,但物质的累加,甚至疯狂地增长,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有一天,几位朋友坐在一起怀旧,大家一致承认现在的生活的确比以往好多了,然而又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我们都不觉得幸福呢?一位作家清楚地记得,当年分到一个有卫生间的房子,高兴得连夜住了进去,似乎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日子了,如今,房子不知大了多少倍、甚至有好几个卫生间,那种幸福感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是的,人们心中仿佛有一个总也装不满的大口袋,现在装的都是失落。这个时候,回头一望,可能发现,所谓幸福感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小而言之,它是一种感觉;中而言之,它是记忆中的一种状态;大而言之,它是对生活的一种情感、对人生的一种理解。

    那么,我们对故乡有怎样的理解呢?那天,在孙堡,我兴奋地对同行的人说:小时候,我常常到这里来春游。那时,英那河的水是那么清,清得可以拿出水壶直接灌进来喝,有些凉,但很甜。那时的山也是我们的乐园,一群孩子跑来跑去。有一年,一位同学告诉我,山上有洞穴,我们便去跺脚,果然脚下空空。突然发现这个山头就我们几个小孩子,大家面面相觑,登时有些害怕,什么古墓、盗宝、恶魔这些听来的故事都蹦出来了,撒腿就跑,过了好久,想起那神秘的山顶心还咚咚直跳。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尽管恐惧早就没有了。可是那一天,我却辨不清当年的山和河滩在哪里了,我想一定在河的下游,不是眼前这乱乱的一片,但下面已经没有了山,而眼前的山已经被挖掉了一半,怎么回事?我感到很迷茫。

    有一次,偶然读到荷尔德林的诗《返乡——致亲人》:

    园林相接,园中蓓蕾初放,

    鸟儿的婉转歌唱把流浪者邀请。

    一切都显得亲切熟悉,连那匆忙而过的问候

    也仿佛友人的问候,每一张面孔都显露亲近。

    熟悉、亲切,是故乡馈赠给每个游子都难得的礼物:

    回故乡,回到我熟悉的鲜花盛开的道路上,

    到那里寻访故土和内卡河畔美丽的山谷,

    还有森林,那圣洁树林的翠绿,在那里

    橡树往往与宁静的白桦和山榉结伴,

    群山之间,有一个地方友好地把我吸引。[41]

    然而,最近几年,我渐渐发现我最熟悉的青堆子小镇已很难找到童年的记忆了。那个时候,我坐在爷爷的自行车后面,去他工作的客运站玩,旁边是供销社,一排房子,有卖吃的,也有卖玩具,我经常在柜台前留恋地看来看去。在童谣中,我们都曾经念过:“背大背/上青堆/买个火烧捎个梨。”《现代汉语词典》中居然有“火烧”这个词条,释为:“表面没有芝麻的烧饼。”这可是那个时代我比较向往的美食,还有麻花、冰棍,记不得多少钱一根了,反正只有在青堆才能买到。这里毕竟是一个市镇,有着乡村不一样的热闹,过往的种种汽车,按着喇叭,也很吸引我。再后来,下面的普化寺重修了,有了庙会。供销社拆了,建了大楼,我在那里买了《辞海》、买了《战争与和平》,围着张爱玲的书转了好久,不知道她是谁。还有邮局旁边的杂志店,读初中时,我常来买《散文世界》、《散文》。后来,镇上也有了新的影剧院……与此同时,镇上的下街一天天地破败下去,童年曾在这里看过大大的驳船,南望是绿油油的稻田和芦苇,几年前的春节,我站在大坡上,看到远处亮晶晶的海,还有收了稻子后黑黑的稻田和其中没有融化的积雪。我想起高中毕业时,曾与一群同学来过这里,时间过得真快。青堆子下街,那些以前如水墨中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矮矮趴趴,门窗已经被换得凌乱不堪,檐角偶有细致的雕刻处在诉说着它曾经有的历史,沿街往上走,摩托车、汽车从身边奔驰而过,路越发拥挤了。更多人住到了新开发的商品楼中,我上面提到的童年中的事物多半不见了,供销社的大楼没有了,爷爷上班的车站早已被新楼替代了,卖杂志的商店成了什么市场的一角。现在城镇扩大了,有了工业区,有了高速公路,面对它的新生,我心里说不出高兴还是失落——一切于我越来越陌生。有时我也默默自问:我和它还有关系吗?更多的时候,每次回来来去匆匆,根本来不及品味和梳理自己的心绪。女儿不喜欢这里,她觉得到处都是草堆(草垛),没有什么好玩的。是的,这个世界属于我的记忆,完全不属于她,可怕的是庄河人的犟劲,她却不缺。小时候挨打,多半是因为嘴硬不服软,两个庄河人犟起来,不弄个头破血流才怪呢。更让我纠结的是,好几年,每次春节回来,我们全家都感冒一场,一个不落。今年春节,有几天我发烧、无力、迷迷糊糊。后来几乎是逃离庄河,我特意让车绕庄河城走了一圈,我的高中在这里读的,但我得承认,现在走在这里,我会迷路的。它完全是一座新兴的城市,脱胎换骨的城市。或许,庄河本应有着它新的起点和朝气,我们不必要再去留恋什么。

    很惭愧,我回到梦牵魂绕的故乡,而我却严重地“水土不服”。车离开庄河,我的精神却越足了。今年年初,很多人在讨论的话题,就是“消失的故土”“回不去的故乡”,这难道又是我们这一代的宿命?除了记忆的消失,往昔的不再,是否还有“我”不属于故乡、故乡也不属于“我”的感触呢?然而,“我”属于哪里呢?现代人漂泊不定,故乡极其容易沦落成为一个地理名词,周作人就淡漠地说过:“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42]不过,这是一个内心矛盾重重的人,语气上淡漠如此,那就彼此没有情分了,可为什么他还津津乐道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又那么关注乡贤的著述呢?

    10

    今年元旦,我曾在谷歌地图上查找庄河、青堆子,小曲屯,看我们家的房子、院子,仿佛有一种间离效果,陌生又无比熟悉。鼠标移动,苍茫大地与如烟往事一同在眼前浮现,真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感慨。

    他们依然如故!太阳和欢乐依然把你们照耀,

    呵,最亲爱的人们!你们的目光似乎比往常更鲜亮。

    是的!故乡风情如故!欣荣昌盛。

    在这儿生活和相爱的一切,从未抛弃真诚。[43]

    “他们依然如故”吗?我常常有这样的不经意的牵挂和惦念,也把这诗句看作对故乡永远的祝福。

    不论走多远,它都是与你先天的血缘联系。有一次在飞机上,那是夜晚的飞行,突然飞机下一片明亮,城市的灯光暴露在我的眼下,亲切又陌生,我很快就辨析出下面的标志性建筑,但我弄不明白它们究竟与我有什么关系,总好像是疏离的。然而,它却是现在我每一次远行之后的目的地。我期盼着每次的到达,然而也常常计算着它与故乡小村的距离,我所走的每条路,仿佛都是以那个小村为起点,都是小村中那条泥泞坎坷的路的延伸。在故乡的路上,我不会迷路,哪个地方有棵树、哪个地方有个小河沟都在脑海中。什么地方,我捉过鱼,哪个坎坷上摔破了膝盖更是不会忘记。夕阳落下的时分,小村中炊烟袅袅,奶奶或者妈妈喊着回家吃饭的声音也在耳畔,不觉三十年就过去……

    梦里不知身是客,梦中可识故园路?

    注释部分:

    [1]帕慕克:《伊斯坦布尔》第5页,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2]萧红:《失眠之夜》,《萧红十年集》第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撰写《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许玉林等执笔,《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以下关于考古发掘的叙述均参考此文。

    [4]岑参:《逢入京使》。

    [5]岑参:《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

    [6]钱珝:《江行无题一百首》其一、其二。

    [7]杜甫:《秋兴八首》之一。

    [8]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第310、309页,王家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

    [9]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第330页。

    [10]关于李秉衡的籍贯问题,请参阅张天贵《李秉衡籍贯考》,收张天贵《李秉衡评传》,大连出版社2006年8月版。

    [11]转引自张天贵:《李秉衡评传》第37页。

    [1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第261页,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1月版。

    [13]李秉衡:《奏请收回巡阅长江水师成命折》(1899年11月20日),《李秉衡集》第491页,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版。

    [14]李秉衡:《奏谢不准辞巡阅长江折》(1899年11月22日),《李秉衡集》第492页。

    [15]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本文以下史实的梳理多有得益于该文,下不一一注明。

    [16]李秉衡:《奏报巡阅行抵苏省酌定下游驻所折》(1900年5月24日),《李秉衡集》第497页。

    [17]李秉衡:《奏密劾长江提臣折》(1900年5月24日),《李秉衡集》第496页。

    [18]李秉衡:《奏请嘉奖周芳明高光效李金彪等片》(1900年5月24日),《李秉衡集》第498页。

    [19]转引自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20]转引自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21]李秉衡:《奏报与敌兵接战情形折》(1900年8月11日),《李秉衡集》第502页。

    [22]转引自张天贵:《李秉衡评传》第163—164页。

    [23]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24]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3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此转引自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25]翟文选:《李忠节公奏议翟序》,《李秉衡集》第779页。

    [26]李秉衡:《誓师文》(1900年8月),《李秉衡集》第502—503页。

    [27]转引自张天贵:《李秉衡评传》第167页。

    [28]李秉衡:《奏报与敌兵接战情形折》(1900年8月11日),《李秉衡集》第502页。

    [29]端木蕻良:《风物恩情》,《化为桃林》第171—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0]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8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转引自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31]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上册第23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此转引自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32]李秉衡:《奏陈管见折》(1895年11月2日),《李秉衡集》第296页。

    [33]李秉衡:《奏陈管见折》(1895年11月2日),《李秉衡集》第296页。

    [34]李秉衡:《奏陈管见折》(1895年11月2日),《李秉衡集》第300、297页。

    [35]李秉衡:《奏陈管见折》(1895年11月2日),《李秉衡集》第299页。

    [36]李秉衡:《奏陈管见折》(1895年11月2日),《李秉衡集》第300页。

    [37]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第309页。

    [38]本文引用的多隆阿诗均引自《慧珠阁诗钞》,系孙得宇根据《辽海丛书》等重新整理本,自刊本。

    [39]《岫岩志略》卷八人物志,1857年台隆阿主持编修,后收《辽海丛书》。

    [40]参见毕宝魁:《多隆阿生平考略》,《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

    [41]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收海德格尔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6、7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

    [42]周作人:《故乡的野菜》,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第1卷第28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

    [43]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收海德格尔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8页。

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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