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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瓦砾到汉代宫殿
    2012-08-23 14:08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_谢强 

   【作者简介】

    谢强,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同年进藏,先后在自治区统计局、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和《拉萨晚报》工作。现供职于《铁岭日报》。有作品散见于《山野》、《西藏文学》、《作品与争鸣》、《西藏日报》等,近年来侧重于从文化学角度解读文学现象。

    ——读《飞翔的瓦砾》兼论赵明舒诗歌创作

    捧读《飞翔的瓦砾》之时,它已出版六年之久,这就是说,如果我对这本诗集说点儿什么,肯定既不是开张志喜,也不是助推发行,姑不论我的囊中羞涩、人微言轻和不喜热闹,如今谈这本诗集,虽然可能在时间上陷于错位,却肯定远比在出版之初那某种程度的喧嚣中更少功利。另一方面,明舒不久前获得了辽宁文学奖,这无疑是大事,是借以对他的诗歌创作说点儿什么的一个契机。当然辽宁文学奖不是诺贝尔奖,不诞生在人之将死之时,无须盖棺定论,而我也确实只打算说点儿对明舒到目前为止的诗歌创作的“小结”式印象,所以当然无须顾忌什么。因缘如此,也是巧合中的必然。

    一

    与明舒谈过他获奖的事,他说之所以能够获奖,创作上小有成绩和特色固然必不可少,然而主要还是因为在诗坛混迹多年,圈子里多少有些人脉。“如今文学早已不吃香了。”我承认他说得对,然而仍旧坚持认为他的获奖在更深层次上还是因为对于诗歌的坚守。中国古代的文学地位一向十分怪异,如果不跟权力结为一体,“为(儒家)经典之枝条”(刘勰语),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则从事于它的人就只能处于贫困,陶潜们就是证明;而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天生缺陷,甚至李白杜甫苏轼们也是证明。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们确实有过重精神的时候,然而曾几何时这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风气很快又烟消云散。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过分看重物质、精神追求则似乎可有可无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人的心灵都被打上了文化虚无的烙印。所幸还有人关心民族之魂锻造、痴心文学阵地坚守。这样的重任当然不可避免地落在那些精神追求即使不重于物质追求至少同样重要的人身上。明舒经历过重精神的时代,知道精神的分量,这应该是他一直坚守的原因。他确实一直在坚守诗歌、坚守文学。以当下标准衡量,他的坚守不可谓不寂寥、不可谓不惨淡,然而毕竟人还在,阵地还在。这也许就是钟嵘所形容的“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而与此同时,偌大中国也确实还有些跟他一样甘于寂寥和惨淡的人,他们中又恰恰有人掌握着颁奖的权力。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无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劲东风,其实也是对曾几何时某种不良倾向的批判,和对关心民族之魂、坚守文学阵地、甘于寂寥和惨淡的人的赞美。

    当然情形还不止于此。没有坚守不行,仅有坚守不够。诗歌创作毕竟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否则古希腊人就不可能相信诗人能够与上帝对话。

    二

    说起明舒的诗歌创作,“对于宏大题材进行非宏大叙事”恐怕是首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跟上文所谈似乎有些矛盾,然而诗人们对于所处的时代,对于他们所置身于其中、倚为创作之源的生活,通常总是取“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态度的)。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宏大叙事,一提起这,他们会油然想起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等等。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逐渐被弱化,代之以自我化、日常化处理,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诚如许多批评家所言,大抵是因为宏大叙事与人的个性和诗歌的个性等等格格不入。我不知道明舒的对于宏大题材进行非宏大叙事是否出于自觉,但他确实这么做了。这本诗集里有许多这样的诗作,例如《臆想中的火车》、《到西郊的一条路》、《如果一定要对广场说点什么》、《电梯》、《午夜刚过突然想去伊拉克》等等。

    铺铁轨的民工每天铺着铁轨他们要把铁轨铺到火车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铺的越快越好这些民工不时地回头臆想中的火车把他们撵得满头大汗这些民工从没见过火车只知道火车开得很快他们拼命地往前铺他们担心被一列火车追上(《臆想中的火车》)

    近代史上,交通繁荣之后便有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等等是被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所屡屡证明的一条铁律,火车又往往是交通繁荣的象征。

    明舒生活于矿区,对火车当然熟悉,那些民工则让人油然想起“农民工”这个在当下中国使用频率颇高又十分响亮的词汇,也许他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在诗里这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诗里他们成了一群令人敬仰的人,他们的想象力丰富而又高尚。而在另外几首诗里,我们能明显感到对城市发展、宽容度提升的欢欣和对个人空间遭到挤压的忧虑,以及关于和平生活的普世理想。

    时代在发展,就像河水在奔流;而时代越发展,人本精神就越受重视。这应该就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源。对于宏大题材进行非宏大叙事无疑是包括明舒在内的许多诗人的内心本色,是他们对春江水暖的先知性敏感。诗人通常都是人本主义者,他们的人本情怀通常以两种方式加以表现:一是社会发展,人本主义成为潮流,他们应时而歌;二是社会倒退,人本主义受到摧残,他们大声呼吁。从这意义上说,明舒的对于宏大题材进行非宏大叙事不是新生事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当然存在着许多反人本倾向,某些情况下甚至相当严重,然而总体说来毕竟不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时代,不是“血滴子”横行的雍正王朝;而如果把国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计算在内,则也不是《王老九诗选》风行的时代。对于宏大题材当然不是不可以进行宏大叙事,就像宏大事件不是不可以发生,然而首先,时代越发展,宏大叙事就越不能与人本精神相违背,其次,在经历了太久与人本精神相背的宏大叙事之后,我们当然更需要非宏大叙事。明舒既不是当下对于宏大题材进行非宏大叙事的第一个诗人,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能够这么做仍旧难能可贵。年龄和阅历使他具备了这份厚重。而且非宏大叙事与非宏大叙事不一样。因而相对于某些 70后诗人对于破碎化经验与修辞和细节与无意识内容的偏好,以及某些 80后、90后诗人身上明显的电子时代的飘忽与陌生、迷惘与冷硬、随意与时尚特征,明舒的诗更让人感到温暖。由于人本情怀,他能在精神气质上与《大堰河,我的保姆》之艾青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杜甫遥相呼应;而由于时代发展,他又比他们更富当代的魅力。

    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没有发展主流,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没有主旋律。我以为,《臆想中的火车》等等应当是明舒奉献给我们的紧扣时代脉搏的诗歌主旋律。我相信他这么做肯定不是讨巧,而是在遵从一个诗人内心深处某种声音的召唤。

    三

    明舒当然不是以“对于宏大题材进行非宏大叙事”为唯一创作方式的人,事实上,进入他的视野并被他酝酿成精美的诗作的东西还多的是。《飞翔的瓦砾》里有许多首诗是写给“芸儿”的,那显然是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女性,因为甚至她的背影都这么好看;《书架》是对“知识使人崇高”的培根式命题的巧妙表达,《办公室》别样感叹时光流逝,令人油然想起汉乐府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谆谆告诫;《在放学的时候把一年二班的女儿接回家》独特感受天伦,温馨中透出轻松诙谐;《在黑夜中醒着的母亲》以因目盲深知黑暗的滋味、所以更愿意让我们“从一个个黑夜中 /早点脱身”讴歌了母亲之爱的伟大。

    明舒善于从看似平常琐细的生活中摘取一些现象、细节进行思考和独特感悟。这种思考和感悟催生了他的诗歌创作中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传统方法表述)哲理诗,例如《说说我们的手》、《玻璃》、《捉迷藏》、《阳台》、《两只燕子》等等;另一种则充满盎然情趣,例如《下雪》、《下雨》、《起风了》、《早起》等等。就像生活中不能没有宏大事件一样,生活中也不能仅有宏大事件,相比之下,那些非宏大事件数量更多,更平常,更生活化甚至更本质化,问题是文学怎样表现它们。从这意义上说,明舒的诗歌题材似乎没有禁区,而且他处理起这些非宏大事件题材来跟处理宏大事件题材同样独特而巧妙。我怀疑他是相当程度的环保主义者,因为他写了好多令人不可能不想起环保主义的诗作,例如《一只狼的奢望》、《虎王之死》和《小狗小黑》等等。我甚至怀疑他骨子里非常喜欢恶作剧,因为《农民诗人》令人乐不可支。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明舒写了《在黑夜中醒着的母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母亲就一定目盲。社会在发展,文学却仍然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庄严的谎话”,只要能够做到,应该只管“拿来”。

    四

    诗歌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当然就需要把作为载体的语言运用到精妙。不能发生买椟还珠的事,相得益彰却属必须。中国古代对于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句很好的界定性描述叫做“文质彬彬”,诗歌创作正应该如此。在我看来,明舒的诗歌语言确实锤炼到了相当好的程度,它近乎口语,然而出于一个能够阅读《尤里西斯》,经常重温庄周梦蝶、唐朝爱情和“狼来了”故事的人之手,经过了长久细致的打磨,因而读起来十分上口和顺畅是不奇怪的。这种创作令人无法不想起“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煜和“明月几时有”的东坡,无法不想起上世纪之初以来那些脍炙人口的白话诗作。当然,不用说口语化不等于口语,它们是两回事。对于《全唐诗》的研究告诉我们:凡是不能上口的诗歌都很难流传,口语化则是流传的必由之路。虞世南、上官仪等初唐诗人陷入了诘屈聱牙的泥淖,李白、杜甫、白居易们则千古流传。古代如此,今天亦然。当下中国的诗歌创作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讲究语言的运用,更需要从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加以衡量,更需要用“系统工程”的概念把诗人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等等统一起来。

    明舒的诗歌不是没有缺点。“假如把这本诗集的编选数量再缩减三分之一,则它肯定是精品”,不管这话是谁说的,我都基本赞同。这本《飞翔的瓦砾》里确实有些东西纯属玩弄技巧,个别作品例如《一条错发的信息》甚至透出某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信息。我理解明舒敝帚自珍的心情,然而这些东西也确实明显降低了诗集的整体质量。罗丹关于雕塑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定义,叫做“一块石头,把多余的地方去掉”;鲁迅先生在谈修改文章时则说:“写完之后最少看两遍,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我不是说诗人必须是圣徒,但至少在编选诗集的时候要学会隐藏。希望明舒在律己方面再严格些。

    五

    仅以一本诗集为证就下结论显然极有可能失于武断,然而《飞翔的瓦砾》不似明舒以前的诗集,它是他多年诗歌创作的全方位编选。

    总体说来,明舒的诗歌在题材上、构思上、立意上、布局上、语言运用上都给我以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好诗集。也许甚至应该说,目前的铁岭诗人中鲜有能出其右者。近年来出版的许多诗集都让人有环保方面的感叹,这一本则不。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又避免了当下许多令人难以接受的诗歌创作弊端。它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却又温情脉脉。它时而豪放大气,如“刀侠”或者“绿林中的响马”,时而娓娓道来,如春日细雨或草堆、墙头上淡而忧伤的夏月,时而深沉睿智如哲学家,时而轻松活泼如顽皮的孩子,时而严肃如老僧苦行,时而幽默如心里憋坏。许多文本个案令人过目难忘,甚至看过一遍就能背诵出来。

    从古到今,衡量一个诗人是否重要无外乎两个标准:一是在内容即意义价值取向上进行有益的探求,二是在形式即艺术价值取向上进行有益的探求。两者合一,构成诗人的诗学观念。重要的诗人必然会以自己独特而有价值的诗学观念对诗歌创作和发展起引领推动作用,从而超越时代,其载体一者其诗,二者为其诗论,两相比较,重要的是前者。我没有看到明舒的诗论,这可能是我的孤陋所致,也可能是他还没有对自己的诗学观念进行过系统论述。无论如何,仅仅目前这些诗作还撑不起一个“重要的诗人”。从这意义上说,明舒还需要努力,他可以不作诗论,然而必须使自觉表达他的意义价值取向和艺术价值取向的作品达到某种“足够”的数量。此外,我们经常以“豪放”界定东坡、以“婉约”界定清照,不管把一个诗人的创作加以某种简单化、符号化的处理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目前对明舒还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的作品数量还不够充分。从这意义上说,明舒同样还需要努力。我知道每个诗人都是“优秀的个体”,都有其独特的潜力和价值,对明舒而言,这样的要求不能认为过高。

    我没有问过明舒为何给这本诗集取名为《飞翔的瓦砾》。根据扉页所录的他的诗歌随笔里的

    一段话,我觉得他的意思也许是他的诗歌都是瓦砾。倘真如此,他未免过于谦虚。由此我也产生了联想。当下中国,收藏十分火热,而收藏古玩就不可能不知道秦砖汉瓦之价值连城。因而我想说的是:明舒使之飞翔于天空的那些文字组合也许是汉代的瓦砾。

    荀子有言:“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文学是我们必须与之永远相伴的东西,而且必须崇高。衷心希望明舒继续坚守他的诗歌阵地,写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诗歌作品,占领更新更高的诗歌境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包一定会有,希望明舒也相信。到那时,他使之飞翔于天空的将不再是略同于碎片的“瓦砾”,而是真正的秦砖汉瓦,甚至是一座宫殿。

 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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