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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火了,机智的孟非火了,睿智的乐嘉火了,就连“傻大姐”黄菡也火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到周末,男女老少一齐锁定江苏卫视。那感觉,就像当年万人空巷看《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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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冬瓜和南瓜(外一篇)
  海燕  2012-02-22 14:44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_风丫 

    原名徐峰霞,1978年出生于富阳。现为某教育培训学校负责人。写作以散文、随笔为主,有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源流》《文学与人生》《西湖》等刊物。曾获《都市快报》首届浓情小说大赛“最佳情节奖”。现居富阳。

    我很庆幸我还能分清这些瓜秧,它们分别是丝瓜、冬瓜和南瓜。这是一些在夏天我们常吃的菜蔬,也叫夏菜。它们被一小块一小块地码在菜园最肥沃的土地上。脚上已沾了不少黑土,抬起脚来,沉甸甸的。索性甩掉鞋,光脚走在这泥土上。有一种没有隔膜的感觉。小时候曾生过脚气一类的病,奇痒难忍,常常狠命地去抓,仿佛抓到出了血,就算对自己有了个交待。村里年长的老人说,脱掉鞋子,在地里田头多走走,就会不痒。这是所谓的地气。从此我就养成了光脚板走路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我的祖母她为什么有那么好的眼力。那么多瓜秧,刚刚长到两片叶的光景,褪下的籽壳已被蚂蚁之类的小虫搬走了,而第三叶还没有长出,她只要远远地瞅一眼,就知道那是什么秧。

    那时候我坚信只要瓜秧长到了第三叶,我也能分辨出它们的类别。但即使这样,也常在同龄的伙伴前显摆,指着爬在稻草绳上正在开花的丝瓜问他们叫什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丝瓜,并不知道夏天的时候萤火虫专爱吃丝瓜的叶片。

    关于萤火虫专好吃丝瓜叶片的事实,我是经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那一年,种在园子里的两棵丝瓜,无缘无故的,发现了好几个黑窟窿。祖母很气愤,这一年她的丝瓜籽被老鼠嚼了,这两棵丝瓜,是她委托我爬到对面阿粉婆家的园子里移的。她越发宝贝着,丝瓜却越发地娇贵。她仔细地翻查了丝瓜的叶片,最后从叶背上找出了几粒小虫来,祖母把它们递给我,告诉我这些是萤火虫。我有些不信,我宁愿相信那些吃菜蔬的是其他的小虫,而不愿相信是萤火虫这样看起来美好的事物。为了不使它们蒙受不白之冤。我找到了一只汽水瓶,把它们关在里面。我的本意是看看它们晚上会不会发出光来,它们到底是不是萤火虫。

    事实上它们还是发光了,我承认了它们是使丝瓜致命的罪魁祸首,因此而对萤火虫有了另一种轻蔑的认识。到了仲夏夜晚,便毫不犹豫地去捉一些萤火虫,在门前的道地上,选一处结实平整的地方。从玻璃瓶中取出一只,放在一只临时找来的拖鞋下,一只脚往拖鞋里一伸,用力一按,向身子后一拉,地上便拖出一条荧光来。据说这是测今年的收成用的,从这条荧光的长短,可以看出今年的稻穗长不长。这个时候,往往有乘凉的人会喊,我的拖鞋呢,我的拖鞋呢。我在私下里偷偷地笑了。

    丝瓜一般都爬在绳上,比如稻草绳,不通电的电线,而冬瓜则适宜长在临水的地方。那一年夏天的洪水,我家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几头长而胖的白皮冬瓜。

    种冬瓜的前一天,祖母常去家背后的阴沟里挖泥,晾在堤上。阴沟里有一些细长的虫,形状极像蚯蚓,但个子比蚯蚓小得多。红色的,永不疲倦地翻着跟头。所以我称它们为跟斗虫。

    看起来那些泥真的比其他地方的泥要肥沃一些,因为看上去泥土是那样黑,近墨的颜色。种冬瓜要起畦,先打了基畦,再把这些精选的泥耙细,种上只长了两片叶的冬瓜。它的叶片比较小,颜色也绿里泛了点白,看上去没有丝瓜的叶片那样乌黑。地下有一种虫,模样像极了蚕,我们叫它蚕虫。但是它比蚕胖多了,掘地的时候,翻出它来,它把身体一卷,圆溜溜的,如玻璃弹子一般,滚得很远。它们喜欢咬冬瓜秧,而且是咬断了茎,一棵冬瓜就死了,再也不会活过来了。

    我因为生气,常去翻空地的泥土,把蚕虫找出来,用脚狠狠地踩。踩过以后,看它们变了形的尸体,心里渐渐地有一种悲伤。小的时候的悲伤,是有力的而无形的。无法为自己找一个悲伤的理由,也不能诉说悲伤,那是郁闷的。

    可喜的是冬瓜除了蚕虫外再没有别的虫害,第三叶长出来了,然后慢慢地爬藤。瓜架早就搭起来了,一边架在瓜畦上,越过了浅窄的溪,直到路基上停靠。冬瓜开了花,毛毛糙糙地结出拳头大的冬瓜来。到了夏天,白白胖胖的冬瓜在瓜架上躺着,我认为是极动人的一景。它们之中,也有在瓜架上探下身来的,挂在距水面一米二米的高度。怕冬瓜有一天因为自身的重量而扯断了瓜藤,有很多人,用畚箕把冬瓜撑起来,爬在空中。那时候我们总在瓜架下的溪潭里摸鱼,立起身来,冷不防一头撞在冬瓜上,碰了一头的细白的毛,是常有的事。

    南瓜的生命力极野,它的藤蔓可以长到十几米长。它的叶片呢,大的足足有脸盆那样大吧 ?叶面很糙,有很清楚的叶脉走向。

    祖母喜欢种秋南瓜,因为夏南瓜的模样憨厚朴实得有些让人伤心。扁扁的,高约 20厘米 ~30厘米,长一个瓜蒂。然后,一区块一区块地把自己瓜分。秋南瓜的模样比较讨巧,长的,可以长到 50公分甚至更长,或者有些长得更出色,形成了一个弧度,或是一个圆。

    南瓜花开的时候,形状像一个喇叭,极大的那种,有明艳的黄色。然而,不敢用手指。据说,用手一指,那下面长着的一个铁蛋大小的南瓜,到了第二天,就会变黄。

    不知道这种说法来自哪里,可从来都不曾有过因果。也曾因为与一个同龄的人闹了矛盾,而去他家的南瓜垅边,一朵花一朵花地数,数的时候带着力量用手指点,点到一处是一处。记得很清楚天还下着雨,我是冒着雨去做一件自己那时候自己认为很灵光的事的。

    忘了第二天他们家的南瓜是否黄了,因为在下山的途中,我就遇到了他,他告诉我哪个地方的桑子红了。我和他的仇,似乎没过夜就消了。第二天我也就没有心思去顾及这事了。

    据说南瓜能做灯。我当然没有做过,但是我想,如果我有一天,用南瓜做一盏灯的话,提着,走在九月微凉的晚风里,风吹不灭的烛火,有多好!生命是一部超长的影片。

    下午三点,我坐在祖母床边,对躺在床上的祖母说,阿婆,我扶你坐起来,梳梳头。祖母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看了我一眼,对我说,丫头,你去忙吧,我还想再睡会儿,我很吃力。说完,她又闭上了眼睛。我拽好薄被,走了出去。

    不安的我走到窗前翻开书,是瑞士导演伯格曼的自传《魔灯》。

    “我转动曲柄,那个女人醒了,坐起身,慢慢地站起来,伸展开她的双臂,转身消失在右边。”这个电影大师在这本书里这样描述他第一次得到放映机时的画面。我坐下来,看着远处的天空,想,当生命以影片的手法来呈现的时候,是不是能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生的轨迹?

    我想到了我的祖母。这一刻她大概沉沉睡去了。关于她的影片,却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看到她在南山的山脚下高高扬起锄头,垦出一块又一块地,种下洋芋,番芋,玉米。她背后是大片大片麦田,那些正在拔节的麦子发出清晰的吧啦吧啦的声音。地开完了,她放下锄头,对着远处几只羊叫唤,那些羊撒着欢朝她围拢,蹭着她高高挽起的裤腿,伸出粉红的舌头舔她光着的脚。她笑着呵斥它们,拎起一篮羊桔草,扛起锄头向家走去。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母亲还没下班,我和哥哥坐在门槛上,看刚买的小鸡站在铜火的边沿,险伶伶地摇晃着身子进退两难。祖母放下锄头,把鸡捉进火熄里,盖上盖子。小跑进灶头,掂一掂淘箩。塞给我一个冷饭团,咚咚地跑上楼去量米。把淘米的水烧热了拌上猪草,倾着身子拎着饲料桶去喂猪。

    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一起,祖母拖出一脚箩玉米棒子,这些筷子长的玉米棒,在她粗老的手里不断地变换着方向和姿势,一粒粒宽扁的玉米像屋檐下的水一样跌落。

    这时,在她认为是休息的时间里,她笑着给我们讲从前的事。她告诉我和哥哥,我们那个从来没见过的爷爷的样子。她说那时候她和爷爷在风炉顶的山上搭了一个草屋,他们在那里满山满垅地种了桃子和茶叶。春天到了,附近闲着的人都到山顶上帮他们摘茶叶。那时候,每天晚上炒茶炒到天亮。实在打瞌睡了,在灶边猫一个时辰,就去摘茶了。你们不知道,我的手是怎么伤的。她又在昏黄的灯光里絮絮地说,那一年雨水特别多,我天天站在雨里摘茶叶。到了秋天,我的手就抬不起来了。我们凑过去看她的手臂,到处是火炙过的伤痕。初夏的时候,把满山的桃子摘了换作钱,这一年的口粮就不愁了。她说你们一定不知道,那时候草屋里有成坛成坛的麦子、玉米,还有米,那样心里有多踏实。

    从小到大,我看到的祖母总在不停地劳作,她养鸡鸭羊兔,种豆茄蒜薯,割麦插秧,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累和苦字。就在那一天的傍晚,她留下“我很吃力”这四个字走了。

    我坐在她面前,看着她依然清秀的脸庞,我想,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影片。导演与演员都是她自己。至于观众,谁都没有耐心、毅力和幸运看完这部长达八十八年的电影,很多人看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就中途离场了,最多的,也只看了五十几年而已!而这个主角,却旁若无人地演完了这一生,她是投入的。她常常对我说,吃力,过一夜就好了。

    八十岁的时候,她常常偷偷摸摸地背上锄头,到田地里种点什么,父亲有一次气势汹汹地赶到正在埋头锄草的她面前质问,你不会累死的啊?祖母看了父亲一眼,说,我从来没听到过有人累死了。

    小时候看电影,等到那个大大的“完”字跳出来,映在宽银幕布上,屁股还久久不肯挪动。那种惆怅,挂在心头久久不去,而对于这部影片,我有的,不仅仅是惆怅。

    3月2 6日的火车

    这是一个小站。一个人在火车站外走了很久,天色已渐渐暗了。有些冷,又有些缥缈的感觉。这时有火车在远处轰鸣的声音,仿佛从地下开始向我传递。几年前我来过这里,这个盛产美女和诗人的江南小城,到现在,该有七八年了吧 ?有些雨。不大,细微的。扑面而来。房子背后的山黝黑地蹲着。我抬头看看它。它没有眼睛。不会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这个异乡人。

    我走上站外的斜坡,想起了那一年我从车站里走出来,我拉着我的包,听包的底部的轮子,转动时发出圆溜的声音,一圈又一圈。身边的他是高大的,有着令人不忍拒绝的体贴。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从立在站台上候车的我的面前驶过。他拽过我的手,喝斥道,你会被火车带走的!

    今天,在这个诗会上,我知道了,海子,他在若干年前是真的被火车带走的。我起初听到有人在说海子,以为是孩子。他和他的朋友们说海子的诗,说得神采飞扬。我想,他们是说孩子吗,是说哪一个孩子 ?虽然我知道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写诗,都会写诗。我四岁的侄女说,姑姑,看,天上飞过一只小鸟!过了一会儿,她说,姑姑,天上又飞过一只小鸟!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但是,最后,我明白了,他们说的是海子,而不是孩子。

    现在,站台上只有几个人。灯光把人影拉得狭长、轻飘。我渴望有人告诉我,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走。我在站台上徘徊,左边、右边。水泥地是灰白色的,让我想到了陈旧与饥饿。我甚至看到铁轨在灯光下把自己伸得很长很长,发出森冷的光,银白的。很难想像一个人,比如海子,躺在枕木上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也许他只是累了,想躺下休息一会儿。火车从远处走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听到它的声音。他入迷了,咔嚓咔嚓,铁轨是一架多好的钢琴!那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音乐!

    我攥住手里的那张可以去杭州的火车票。在火车慢慢停下的脚步里忘记过去。在它带过的风里扬起自己乌黑的头发。我找到 5号车厢。我记得那时候坐过的车是怀化到上海的,忘记了是588次或 688次,也许两者都不是。车厢里少有人,灯亮得刺眼。有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在电脑上写一些文字。只是我不认识他。车窗外路灯的灯光一晃而过,远处人家的灯,在茫茫的夜色里,迷离着憔悴的眼。

    我很快在火车上沉沉睡去。我是一个人的人,一个人的乘客。醒来的时候,火车已快到杭州了。车厢里有人在走动,他们把灯光切割得一抹一抹的,我的眼前,于是忽明忽暗起来。我想,火车是多好的交通工具,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带着不同的城市的气味,每天,朝着不同的目的地奔走。

    下了车,我被浓重的夜色包裹,走了几步,看看停着的火车,看看一路延伸的铁轨,他们是那样的安然了。而我,还得再换几次汽车,回到自己认为那是我的家的地方去。

    我再一次听到了海子的声音。在回家的路上,我胡乱地翻着海子的诗。在淡蓝色的封面后面,海子像个孩子似的微笑着。

    而火车还在我年轻的胸腔里一路狂奔。目击一只鸟的消失。

    那只鸟没有再出现过,现在,大概是凌晨两三点,熟睡的我突然就那样跳醒了。莫名其妙地想起那只鸟。这个时候世界是那样寂静,突然空间变大了,而空气,却可以像水一样,让我沉浮。我想像那只鸟的样子,现在我不知道它去哪里了,如果阳光普照的时候,它飞翔在风里,云之下,那么我又怎样分辨它。

    这之后我一直在想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我能找到最能说服人的一点,是人与动物的血都是红的。而且,红得有些惊心。每一个生命的道路,都由自己来完成。那么那只鸟呢 ?为何我已久久不见它了 ?

    我得承认它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只是偶然。谁也不会精心安排一场一个人与一只鸟的会面,我深信。我记得那时候正在床头靠着的奶奶突然对我说,是谁来了 ?那个时候我正坐在她背后替她梳头。她的头发是没有白尽的颜色,一种灰。灰得雾蒙蒙。我凝神听了许久,确信没有人来。凑到她耳边说,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奶奶对我说,一定有谁来了,我听到一种声音。

    我知道那是她的幻听,她一定在渴望姑姑的脚步响起在楼道里。她的耳朵早已没有听清五米之外的声音的能力,就像我的目光穿不透墙壁一样。我继续给她编辫子。她的头发已那样稀疏,捏在手里,单薄得如苇叶。奶奶再一次对我说,你去看看,门外真的有谁来了。

    我提起她的幻觉,向门外走。我相信走到门边,立马就可以折回身,然后告诉她,门外没有人,连动物都没有。或者有,只是些蚂蚁,或者蚊蝇之类。

    然而在楼道的玻璃幕墙外我看到了一只鸟向我微笑。它停在一根横穿而过的电线上。那样安静地看着我。没有声音,因为它不发出一点声音。只转动小小的头,微侧着看我,眼睛细小却明亮。我下意识地对它笑笑。如果笑在动物与人之间相通的话,我想它会理解。

    我回去告诉奶奶,那里停了一只鸟。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有人说名字不是人的地址,我想名字也不是动物的地址。奶奶听了之后“哦”了一声,表示她已知道这件事。

    接连几天在早上九点,奶奶总告诉我,有谁来了。我去看时,它总那样安静地用清澈的目光看我。我很奇怪奶奶如何知道那只鸟的光临。它来时没有声音。电线足够细小,承载它的分量,却绰绰有余。摇晃或摆动,作为一生,谁不会经历 ?

    几天后的一个午后,大概两点,我听到楼道里的一种碰响的声音。去看,没有人。是那只脖子上有一圈白毛的小鸟,它扑打着翅膀,用尖利的嘴,啄着玻璃。一次一次,不妥协,一冲一撞,然后吸到电线上。电线前后摇晃,左右摆动。它张起的翅膀在拍打,只是徒劳。这时候有人来了,我告诉他这只鸟,他说,笨。我在心里笑笑。在他的理解里,一只鸟就该去飞翔。而且,鸟应该栖息在树上,而不是电线上。

    奶奶这一次却没听到鸟来的声音。她睡得沉沉的,我打开了她房间的窗户。她说,这一觉睡得真好,没有谁来。

    从那以后鸟一天要来两次,我之所以直接称它为鸟,是因为我与它已那样熟悉。早晨九点,它来的时候那样悄然,奶奶有几次还会对我说,去看看谁来了。但更多时候,她不再说话,她说,如果是看她的人来了,就会自己来到她的床前的。谁也不会站在门外看一个病人。下午两点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它来了,尔后不停地想往我们的家里走,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弄出一些类似人走路的声音。那个时候奶奶总是睡得很沉。

    我把它忘记了是因为有一天奶奶真的走了。我们忙碌地为奶奶准备一些要穿的衣物和鞋帽。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她要去的那个地方,不知道那里需要什么,只有尽可能地为她准备和整理。

    刘亮程说,水流在世上,也许根本没有目的。但是时间呢?生命呢?

    我在暗影里扳起手指,想算算那只鸟出现的日子。可我己算不清了。奶奶走的第二天早上,我守候过,它不再来,不再安静地来看我,而下午,它也不再出现,不再暴躁不安地在往玻璃上冲了。

    母亲曾对我说,你外公走的时候,对面山头上有一只野兽,在深夜里,常常哭得满村的狗叫,有好几天。

    现在,我想起那只鸟,它是不是也看到了一个灵魂的出走,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

    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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