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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激活历史的成功之作——读徐铎长篇小说《大码头》
  海燕  2012-01-19 14:50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_刘汝达 

  作者简介:刘汝达,作家,大连市作协理事。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长篇小说必须有故事,没有故事,只有形式、结构、语言的小说,不是拾少数几位西方大师的牙慧,哗众取宠,卖弄玄虚,就是作者根本不会讲故事。或者说,不具备讲故事的才能。特别是一部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长篇小说,不可能不讲故事,不讲故事,用史料堆砌起来,还不如去写一部历史资料书来得更为直接。当今,在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小说中(其他类的小说也一样)故事只是表象,只有当故事接通了历史资源,和历史资源相互依存,相互砥砺,相互诱发,相映生辉,这时的故事才能激活历史,使远去的历史重新显现蓬勃的生命和动人的图景,艺术的张力才能充盈全书的每个角落。

  徐铎在《大码头》的创作中,精心构思了故事,并把故事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接了起来,而且对接得如此之好,如此之真,如此之切合,如此之动人。可以这样说,故事、人物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已经达到了严丝合缝、水乳交融的地步。于是,故事携带着历史,在艺术的真实中,跌宕起伏,激越澎湃地向前行走。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不断变形的文学思潮和花样翻新的表现手法从西方汹涌而来,往往会动摇一个作家恒久深持和追求的一种风格,或一种定力,最后迷失自己。徐铎不是这样,他对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演进,各种文学思潮的涌动和泛起,让人眼花缭乱的表现手法,至今部分作家对语言的颠覆、强奸和蹂躏,了然于胸,但决不为之所动,始终保持自己的一贯风格。徐铎在《大码头》中构造的故事是线性的,也是朴实的,不玩花样,不折腾什么时空转换。朴实,结实是徐铎几十年创作的基本风格,这让我想起了清代诗人袁枚在论诗时说的话,“诗宜朴不宜巧,然需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须大浓之淡。”袁枚的论诗,对我们作家在创作中包括构思故事,谋篇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不是同样具有明晰的启示作用吗?

  徐铎构思故事是线性的,朴实的,但决不缺少动人的力量,或者说,动人的力量来得更直接。如,在日本侵略军攻入金州城时,“红枪帮”穿着红彤彤的衣裳,每人背上背着一只老鳖盖,齐声唱着“天皇皇,地皇皇,来了龙王和玉皇,小鼻子,

  小日本,夹起尾巴回东洋。你们不回去,老子不客气,先砍你的头,再剁你的手,割下你的心肝肺,喂饱俺家的狗。”挡在日军面前,那种舍生取义的悲壮场面,在我的脑海中总也挥之不去。再如,日军攻打旅顺,徐铎几乎用了一章来描写,从堡垒的坚固,对方的攻守谋略,到进攻到反进攻的激烈场面,写得惊心动魄。读到那一章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描写拿破仑和威灵顿在比利时境内滑铁卢打的那场大战,那是何其惨烈,何其壮观啊。当然,旅顺东鸡冠山的战役与滑铁卢战役在历史上的分量不一样,徐铎的笔力与雨果的笔力也不好进行比较,徐铎描写的那场战役是非常用力的,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读那一章时,我仿佛就站在东鸡冠山的某个山头上,亲眼见到了那场战役的每个细节。

  故事是由人物推进的,《大码头》中的人物众多,几乎每个人物都给人留下了印象(这是徐铎的笔力所致),而几个主要人物就更为生动和深刻了。对孔昭德这个铮铮铁汉的描写,几乎贯穿全篇的始终,他不但武功了得,而且正直刚毅,义薄云天,无论遇到多大难处,决不走近亲二哥孔昭仁身边半步。没有任何理由,就一条,二哥是个日本大汉奸。在那种生存环境极其残酷的条件下,这种与日本汉奸不共戴天的崇高气节令人叹服。日本人攻进金州城,烧杀掳掠,并用金州人的鲜血祭他们死去的三个侦察兵。在这危急关头,乔心田老人站了出来,书中是这样写的:这位长者气宇不凡,银白色的头发,银白色的胡须,眼睛却黑亮得出奇,射出一股无所畏惧的正气。乔心田对日军少将乃木希典说:“只要你放过金州人,我可以当祭品。”又说:“自古以来,两国打仗,兵对兵,将对将,不能杀戮残害老百姓。”乃木希典对这位长者产生了好奇,他不但不怕死,身上还荡漾着儒雅之气,他有文人的风骨,也有长者的风度,他有超凡的胆量,在充满血腥的杀人场上,那种无畏的气概镇住了乃木希典。最终,乃木希典放过了金州人。这样的老人怎能不让我们油然而生崇敬之意呢?这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凶残的侵略者凛然不屈的生动写照,陈大巴掌是个劫持日本商船的劫匪首领,劫持失败被日本宪兵抓去后,在大牢里每受一次酷刑,就痛骂一次日本鬼子。在执行砍头的那一天,遍体鳞伤的陈大巴掌面对金州城里东西两街看热闹的人群,扯开嗓子唱起

  了山东老家的沂蒙小调:“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徐铎这一笔带有神性,让人不禁含着泪水一咏三叹:苦难中的生命之灿烂!有一个人放火烧了日本的军服仓库,被日本宪兵抓去后,自称,我就是“刘春阳”,其实他并不是刘春阳,刘春阳是中共地下党员,是日本宪兵通缉的重要人物。他被日本宪兵点了“天灯”,一种在头顶上浇油,烧头心的酷刑,头皮已经被烧焦了,日本宪兵又在他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身上沾上蘸满了沥青的布条子,这人仍然大骂日本鬼子。狗腿子就从他身上撕下一块布条,上面沾着血水和肉渣,这人疼得昏死过去,醒后仍大骂日本鬼子。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喊道:“……尽我们的微薄之力,跟日本人斗!我们中国不会灭亡,我们中国人更不会灭种。”日本人刑罚灭绝人性,我们的抗日斗士视死如归,英雄豪气让人回肠荡气。诚然,正面叙写英雄人物似乎落入了传统话语体系之中,以更高的艺术标准衡量,诸如:探索人性的本质,置疑生命的意义,责问良知的麻木,揭示存在的困惑,等等,相比而言,这种叙写显得表象和平面。但是,在《大码头》这样一部反映大连百十年历史长篇小说中需要对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英雄进行这样的状写和歌颂。这样的状写和歌颂,给作品提气,给我们的国人提气,会使整个作品饱满丰盈,铿锵作响,呈现一派壮丽的景象。主要人物孔昭仁是个大汉奸,完全失去了中国人的人味。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周作人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

  正如有一点神性同样重要。”我理解这句话有两重意思,一是,人生难免会有恶魔性和神性两面,单有一面生活将失去意味。二是,在作品中写人的时候不能单一,单一就不符合人性,(哪有仅有一面的人呢?)会显得虚假,可惜孔昭仁的恶魔性不是“一点”,而是太大了。但他也有温情的一面,比如对何莲花,何莲花本是一个在“客栈接客”的姑娘,孔昭仁和她有了一夜情之后,便终生不离不弃。在当上汉奸,发了大财之后,仍然对她恩爱有加。对日本女人梅美和子毫不动心,甚至嗤之以鼻,这就有些让人刮目相看。再如对老黄头,就因为老黄头为他算准了一卦,便终生养着敬茗父辈。在对待孔老三的问题上,虽然老三不搭理他,唾骂他,但他对老三有情有义,在老三的恋人遭难时竭尽全力相救,并为老三盖宅院,让老三和芋头成亲。这温情的一面使孔昭仁在被恶魔性这把大伞罩住的缝隙里透出了一丝人性的光亮,这个人物的形象就变得立体,真实可信。

  《大码头》作为一部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小说,作家虽然要以此时此地的民间情怀去叙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乃至语言和饮食,等等。大连是座移民城市,百十年以来,从山东来的移民占了整个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当地文化和山东文化渐渐地融为一体。加之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主要是日本人的统治,俄罗斯进驻大连最早,他们在这里着手建设城市和港口,后来被日本人取代。因此,大连的文化又含有诸多外来文化的印记。这些,在《大码头》中都有很好的叙写。可以说,徐铎在这方面有着生活的优势,有着积累和体验的优势,这就难怪徐铎笔下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等叙写得那么准确到位,那么生动传神。在这里就不一一述说了。

  我还要讲一讲《大码头》的叙述。

  我一直认为,叙述在小说里(当然也包括散文)是第一等重要的,其次才是故事,情节和细节乃至整篇架构。有了好故事,不会叙述或叙述得不好,那么作品是不会成功的。思想当然重要,但思想必须隐蔽到作者都不知道的地方最好。有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千万不要硬塞进去,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哲学与思想只能作为文学的遥远背景。”他又说:“文学哲学一入主义便不可观。”

  说到叙述,怕一整篇文章也未必能讲明白,这里面有些东西用语言是说不清楚或说不到位的,有点像禅中的“悟”。

  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的书,有的还著作等身,其实并不太会叙述,看这样的书如同嚼蜡,掀过一两页也就放下了。你的叙述都进入不了读者的瞳仁,又怎么能抵达人家的心灵呢?

  那么,究竟怎样叙述才好,或者说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叙述?惠特曼说:“典雅的修饰有碍于艺术家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的叙述中,每当对心上人流露出一种真挚的情感时,语言像一个纯情的孩子,又像一块天然的、没经过任何雕凿的、透明的水晶石。我以为这是西方人单纯和真情的一面,也是更高明的一面,因为在这像纯情孩子的语言面前,我被感动得不行。我们有些作家就不太讲究,太追求语言的洗练和老到,即使在叙述最动情的细节里作为小说语言太洗练太老到,或者从头到尾都是洗练和老到,好吗?况且有的作家修为不够,硬是洗练和老到弄得不通融,不顺畅,不自然,别别扭扭,把要表现的东西都给破坏掉了。

  徐铎的叙述在我看来,与他的故事风格一脉相承,朴实,结实,简洁,不浮,不躁,不飘,不浪,不玩深沉,不忸怩作态,不硬性雕琢,没有生冷和干涩,是脱尽铅华,经历岁月打磨的自然而又带有拙朴的文字。明朝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说:“其辞简质,有汉魏之风。”在这里,我不是说徐铎的叙述已经是言辞简质,有汉魏之风了,徐铎的叙述离这个评价还有距离,但我猜想,徐铎是不是正往这方面用力呢?如果是,并且日后有成,开辟出小说叙述的另一副模样,也说不准。

  徐铎善书法,自小师从过名师、学究,几十年操练不辍,还举办过个人书画展,徐铎想必熟知王羲之老师卫夫人说的话:“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从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半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徐铎草书少,(我以为草书能掩盖基本功不足,当下许多自称书法家的草书一般都经不住细商量就是证明)行楷俱多。尤其行书,法度严谨,功力扎实,用锋洁净,姿态丰润,有筋有骨有肉,布局结体牢固端庄,点画之间,互为仰俯,不追求怪、奇,在规矩方圆中自成风韵。徐铎的小说叙述正和他的书法互为照应,多筋多骨少肉。如果多肉的话,现在的三十几万字写到五六十万字,怕也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不一定就写不好,可那样就失去了徐铎的叙事风格。

  我和徐铎相识近三十年,我深知他的用功和刻苦,他能在花甲之年推出一部成功的长篇,实在是上天不负有心人。我想,这部长篇的推出,是徐铎几十年创作的一个节点,也是未来的一个起点。

  我相信,徐铎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会不停地运行,直到抵达自己所要抵达的目标,或者说,直到抵达自己所追求的一种境界里。

  《大码头》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年 8月第一版

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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