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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里的呐喊
  海燕  2011-12-22 14:07 转播到腾讯微博
文_祝勇 

  祝勇 作家、文化学者。1968年生,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驻校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阅读》《布老虎散文》主编。至今已出版《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西藏:远方的上方》《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三十余种。有六卷本《祝勇文集》行世。主编有《重读大师》《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等学术文集。

  一

  绍兴会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离清朝杀人的法场——菜市口很近。民国初年的北京城外,透着几分萧瑟与清冷,周作人后来回忆说,在夜里,会有异乎寻常的大狗,来菜市口舔血吃。周氏兄弟居住的补树书屋,是会馆里的一排三间房,院子里有一棵槐树,据说过去上面是吊死过一位女人的。

  这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还没有登场。一年后,才有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发表,引起全国性的震荡。那篇小说发表时,“鲁迅”这一笔名才第一次使用。此时,中华民国教育部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员周树人,似乎已经陷入了中年的困惑,37岁的他,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暮霭沉沉的“老青年”。

  几年以后,高长虹第一次见到鲁迅,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鲁迅那时仿佛一个老人,年纪其实也只四十来岁。 ”他自己也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鲁迅似乎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人,他的作品里没有出现过年轻人的亮色,即当时的年轻人所共有的“蔷薇色的梦”,即使写爱情,调子也是灰的,比如《伤逝》。

  这一年 4月,他把弟弟周作人召唤到北京,并非因他对于他们兄弟二人即将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有所预感,而仅仅是出于谋生的考虑。绍兴会馆,就是他们暂居之所,在这里,周树人把《新青年》的杂志拿给周作人看。

  在这份刚刚由《青年杂志》改版的刊物上。周作人第一次读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号召文学革命。但在《新青年》上展开的热闹的文学革命,并没有引起周氏兄弟太大的兴趣。周作人的看法是:“觉得没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对此,鲁迅的解释是:“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现实似乎总是离最初的设计越来越远。议会民主的梦想,在这座城市里只剩下残骸,对于武人们所热衷的暴力法则,知识分子既力不能及,又不屑一顾。鲁迅后来的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是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

  关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鲁迅深刻地解释道:“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他们并非百无一用,并非只能屈从于枪的语言,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武器——思想。胡适说:“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二

  鲁迅并没有意识到,1917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进了自己的青春期。这一切,与两位“老青年”关系密切,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

  1917年年初,北京大学哲学门三年级本科学生顾颉刚到校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学校的变化:

  顾颉刚回忆说:“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蔡校长)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总统黎元洪是在 1916年 12月 26日发布命令,任命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顾颉刚到校这天,刚好是蔡元培发表就职通告,并到校视事的日子。顾颉刚当时并不知道,就在北大校长任命发表的这一天,蔡元培冒着严寒,前往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以三顾茅庐的决心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后来回忆说:

  “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既无任何学位,亦无教书经验,但他逃不过蔡元培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终于同意了蔡元培的请求。喜出望外的蔡元培得寸进尺,说:“你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即刻以北大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份,履历中夸耀陈独秀是“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耐人寻味的是,这是一份虚假履历,它的伪造者,正是蔡元培自己。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身为校长伪造学历,“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却忘记了外表文静的蔡校长原本是个安那其主义者,从来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组织过暗杀团,杀人放火的都敢作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放着文房四宝,还藏着炸弹。伪造一个小小履历,在蔡元培眼中,实在小儿科。

  这一年秋天,27岁的胡适回国,蔡元培设宴接风,并聘请他为北大教授,月薪 280元。胡适成为北大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 180元。手无寸铁的文人们逐渐找到了一种新型武器来打破北洋武夫的权力垄断,这种武器就是:思想。

  正是有了这份担当,北京大学才能网罗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不放过。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主要有:文科学长陈独秀;国文系教授马幼渔、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吴虞、刘文典、刘半农、周作人等;哲学系教授胡适、马叙伦、张竞生等;英文系教授陈源、林语堂、温源宁、徐志摩等(胡适兼主任);政治系教授李大钊、高一涵等;教育系教授蒋梦麟等;经济系教授马寅初等。周作人也在稍后被聘为东方语文系教授。北大就这样成为一场文化风暴的中心,他所在的城市也有幸迎来了文化的黄金年代,一场笔杆子与枪杆子之间的博弈,在这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里,即将上演。

  自此,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了一校一刊的合作,共同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在后世学者眼里无限神圣的《新青年》,在当时的发行量实际上少得可怜。1916年,《新青年》在整个成都的销量只有区区 5份,全盛时期也不过 30份左右。1917年,《新青年》杂志的全国总印数为每期一万五六千份,远不及当时的商业刊物。但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它的影响力,有效地送达了青年精英群体。

  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周恩来说:这本杂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

  蔡元培、陈独秀这些具有新思维的“老青年”,就这样一面做着“社会与国家平衡”的实验,一面令北大脱胎换骨,由一个垂垂老矣、苟延残喘、学生们带着鸦片上课的旧学府,变成一个激情勃发的梦想实验地。

  李大钊写于日本的《青春》在学生中广为传诵:“以宇宙之青春为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

  一个青年学生在描述这代人的日常生活时写道:

  “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这种国家危急之秋,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这段话的作者,就是时为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

  1918年 8月 15日,那个名叫毛泽东的 26岁青年,扛着被服书卷,投奔北京大学,与他同行的,有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等青年。

  毛泽东俊秀的面容一下子就融化在北大如海的青春面孔中。后来人们似乎更关注北大大师云集的教授阵容,而忽略了它天下一流的学生阵容,他们是:许德珩、杨振声:29岁;张国焘、孙伏园、傅斯年:22岁;罗家伦、江绍原:21岁,俞平伯:19岁……

  而沈从文,4年后来到北京时,只能在北大的校门外盘桓,目睹着那些出入校门的莘莘学子,他的目光中,充满艳羡。

  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角——鲁迅,还没有登场。他只是中华民国教育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员——周树人。不知此时那位官员是否对他和他弟弟在这场文化运动中的使命有所预感。这一年 4月,他把弟弟周作人召唤到北京,此时他的理想,或许只是让这个因为父亲去世、兄弟留学而支离破碎的家庭能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安静地相聚。与陈独秀、钱玄同的慷慨猛进相比,周氏兄弟的心情寂寥了许多。弟弟专注于翻译古希腊玄远的诗歌,而哥哥也远离了问题与主义,许多时间都用来抄写他因教育部工作关系而搜集的古碑。春天的夜晚,树上叫春的猫叫个不停,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俩便搬来凳子,密切合作,爬上墙头,用竹竿“棒打鸳鸯”。有一次沈尹默去看鲁迅,正逢有人在墙角小便,看不过眼的鲁迅于是手持一把弹弓,向随地小便者的屁股瞄准。

  绍兴会馆少有客来,只有他们的浙江同乡、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钱玄同是偶尔的访客。每次来时,他都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与兄弟二人对面而坐,促膝而谈,“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于是有了这样著名的对话: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一个名叫鲁迅的作家,从此被历史铭记,他的作品,

  就这样融入一代又一代人不能忘却的青春记忆。这不仅仅是对陈独秀、胡适等人提供白话文学的回应,而是一场思想革命的开始。用鲁迅自己话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志在唤醒包括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在内的所有国民的革命,试图“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留人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自 1918年到 1922年,鲁迅共在《新青年》上发表 50多篇文章,人们把这些文章,称为“铁屋中的呐喊”。

  尽管鲁迅认为,自己的书是不适合于青年的。他后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但鲁迅身边的年轻人,还是一天天地多了起来。

  越来越多年轻的面孔,被那张蓄着浓重胡须的脸吸引着,聚拢在他的周围。以至于鲁迅后来的居所,几乎成了年轻人的乐园,那些慕名去找周作人的学生,赶上周作人不在家,一扭脸就会碰见鲁迅,鲁迅会微笑着说:“过来谈谈吧。”

  不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启迪了那些年轻人,还是那些年轻人扫去了鲁迅心中的阴霾。1919年,鲁迅写下这样的话: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三

  1918年 11月,北京天安门前万头攒动,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们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这里,并最终汇集在故宫的太和殿前。18年前,正是在这里,八国联军庆祝他们的“胜利”,德国人瓦德西在这里检阅他们的部队。现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中国是战胜国,而德国则成了战败国。这是那段岁月里一次少见的中国人自己的庆祝游行。这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站在万人之前,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在评说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今夜无人入睡,备受列强凌辱的中国,等来了复兴的希望。在场的人们没有想到,不到半年之后,他们会以另一种心情重返天安门,对未来的希望已化作绝望与悲愤,有人还割破手指,写了血书。

  20世纪 20年代中期,中国在战,世界也在战,在各种利益、政治诉求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偶然因素的交织下,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杀人工厂,在各种动听的号令的蛊惑下,人们在不同的角落里各自为战,又互相牵扯、纠结;子弹,成为不同肤色的人们的通用语言。当北南两军在民国的版图上展开漫长的博弈,庚子年曾在进攻北京的战争中并肩作战的西方八国,也在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裂成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在遥远的欧罗巴捉对厮杀。

  在东交民巷,“如果分属两个阵营的两位公使,碰巧在街上走到同一便道,总会有一位穿过马路到另一边的便道上去。”而日本,则起了趁虚而入、独占中国的心。中国要与日本周旋,就不得不寻找白人作靠山,走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老路,如能够正确地选择一方参战,则有可能以搭便车的方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投靠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还是奔向英、法、美、意、俄等组成的协约国,这是一个问题。

  “北京斗争的战略中心是国会,因为中国宣战首先得经国会批准。两派在国会中一连辩论了好多天。中国报刊报道说,人们常看到协约国的公使们坐在公众席上旁听辩论。”

  德国陆军世界最强,段祺瑞留学德国,而北洋陆军,又是一支脱胎于德国陆军的军队,因此,段祺瑞开始看好德国,认为德国必胜。为了与段祺瑞唱反调,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坚决主张与德国绝交。后来,在张国淦的游说下,段祺瑞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也不得不改变立场,以亲德派的强硬立场,把“府院之争”进行到底。黎元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张勋发出求救信号,给了张勋趁火打劫的机会,导致复辟的闹剧发生。

  经过了无数次翻云覆雨和死里逃生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 1918年 8月,启动了参战军队的筹备。这个时候,地球人都知道,仗快打完了。这一年 11月 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傲慢的德国人终于低下了头,在投降书上签字。段祺瑞的政治赌博,以胜利而告终。这位再造共和的政治人物,一下子成为国民心中的英雄,他的胸前,也挂上了政府颁发的大勋章。北京政府宣布放假3天,上万人提灯庆祝,中德的国际地位颠倒过来了,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被兴奋的人们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改成“公理战胜”碑,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时刻。

  胡适后来在回忆北大学生的兴奋时说,他们把一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在他们眼中,世界重新洗牌的时候到了,受尽列强欺凌的中国,就要熬出头了。

  这种期望,是长期压抑后的一次释放和反弹,但它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梦醒后铁屋似的黑暗,无疑更加残酷。

  北京街头学生演说

  四如同郁达夫说的,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天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

  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从巴黎传来了坏消息。在确定一战后世界格局的巴黎和会上,艰苦挣扎的中国代表团终于陷入绝境,日本将接替德国人在山东的地位,而且中国的状况会比以前更加糟糕。愤怒的同时,国人起了猜疑。4月初,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正廷打电报到上海各报馆,揭发他们当中有“某些卖国贼”。对“卖国贼”的怨怒,很快锁定在北洋政府中的三个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身上。这封电报似乎验证了国人们猜疑,不安的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

  来自巴黎的坏消息,立刻把人们送入一种冰炭相激的状态中。他们把巴黎和会称为中国的“外交失败”,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中,国人所希望的“外交胜利”,只能是奢望。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观察中国人的情绪后忧伤地写道:“我一想到中国人将如何来接受这个打击,来接受这摧毁他们对国际平等的希望的打击,就使我作呕和沮丧……”有人预言,北京一定要出事。

  5月 4日,星期天,鲁迅在日记中用一个字记录这一天的天气:“昙”,就是多云的意思。前一天的夜里起了风。参加游行的学生杨振生回忆说:“5月 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

  王统照回忆道:“刚入 5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作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的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那天,像这种闲情逸致不仅是无从想起,就连热尘黄土的飞扬、腾扑也不大注意拂掸。”

  杨晦说:“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大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3000名学生迟至下午 1点才抵达天安门前。

  王统照说:“在偌大的广场上白旗舞动,与正北面宽大的褪色的红墙相映。”

  这次游行,是一天前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临时决定的。最初的设计,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绝大多数代表都反对在游行中使用暴力,这一点在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即学生的全部诉求是,“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许德珩所拟《北京学生界宣言》,则激进得多:“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在当时没有扩音设备的天安门广场,关于集会的细节,已经众说不一。有人说演讲者是站在天安门前的石狮上,王统照则在回忆中说:

  演讲者是站在方桌上。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

  4日中午,大总统徐世昌为回国不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体会北京稍纵即逝的繁花春景,曹汝霖作陪。推杯换盏之间,有电话打进来,告知“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并请诸位暂时留在总统那里,不要回家。

  曹汝霖后来说:“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负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打电话令一哄而散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

  2时 30分,学生整队出天安门广场,由于不甘心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学生们决定直接“干政”,于是集体向东,进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要找外国公使“评理”。他们的主要目标,一是素抱好感的美国使馆,一是被视为仇敌的日本使馆。他们决定采用和平的方式,是为了避免在这里重蹈当年义和团运动的覆辙。但学生们忽略了一个细节: 5月 4日是星期天,使馆一律不办公,芮恩施去门头沟旅行了,其他各国公使已大都外国游玩,东交民巷一片空寂,而这一区域,中国人不能擅入。

  顾维钧说:“解决义和团事件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东交民巷归外交团管辖。大多数使馆都在此区内,外有高墙环绕,四周有缓冲地带……它有自己的警察,北京的警察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大多数使馆有自己的警卫,警卫员人数多少视其国家的大小而定。”

  所以前来阻止的巡捕、警察,并非故意刁难。

  杨晦说:“警察宪兵跟着我们来回跑,但不敢动手。”

  此时激昂的情绪相互激荡,已达到一个高点。学生们希望“立竿见影”,曹宅就这样成为火山的喷口。

  王统照说:“大家原知道今天早晚总会找到曹汝霖的住处与他清算,可是大多数还不知道赵家楼这个名称,纷纷互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后来说明‘赵家楼’就是曹氏住的胡同,大家便高兴得加快了脚步,而‘打倒卖国贼’、‘惩办卖国贼’的口号立时响起。”

  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起初是反对的,当即被人打了一拳,便再不作声,从此与五四运动划清了界限,罗家伦也被人骂作“无耻胆小鬼”。当时跟随学生队伍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歧昌准确记录了学生游行的路线:

  “(东交民巷受阻)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曹汝霖没有听从劝告,在下午辞别徐世昌,带着章宗祥,一起乘车回家。

  曹汝霖刚刚到家,便透过窗子,“见白旗一簇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在仓促间,避入一小房……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而又听到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有学生冲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学生郑振铎就住在赵家楼附近,郑振铎午睡才醒,听见有人在喊:外面失火了!

  郑振铎说:“我起来,跑到一个空场上去看。空场的一角是个‘巡警格子’。浓黑的烟中,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的向上冒。

  “‘是哪一家失火呢?’我正这么想,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一定是一件大事。”

  章宗祥的霉运到了极点,他本来是到曹宅避祸的,没想到正撞到枪口上,当身穿礼服的他穿越渐浓的火焰狂奔而出时,被学生捉住痛打。

  匡互生回忆:在曹宅西院火光初现的时候以前,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父亲被大家交给在内的警察带出的时候以后,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出一个身着西装面像日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去,而一时‘曹汝霖已经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传遍了内外,胆怯的学生就乘机回校避祸去了。……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躲藏好了,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曹章的人在一间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经被打装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同声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着他的面孔上乱打横敲……不过同时却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负重伤出死力替他保护,大家因此颇怀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

  第二天,他们才从报纸上知道,那被打的人正是章宗祥,大家懊悔不已——如果他们当时就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个拼死保护章宗祥的日本人,是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先生的儿子中江丑吉,研读过《资本论》,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交情甚笃,是一位坚决反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左翼友好人士,正是由于他的保护,那天才没有发生打死人的惨案。

  事后医生诊断,章宗祥浑身受伤 56处,其中“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 5厘米,深达骨膜”,章宗祥被送到医院时,“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面对狂怒的学生,几十个带枪的警察站在一边,束手无策。

  警察对学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以至于事后取证时,现场警察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对学生进行指认,每个人都说,当时很乱,根本看不清是哪个打人,哪个放火。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在后来的报告里也大事化小地说:“因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社会舆论基本站在学生一边,只有时为北大讲师的梁漱溟在两周后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予以批评。

  梁漱溟说:“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 ”

  北大法学教授张孝簃则说:“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五

  没有证据证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在签订二十一条过程中充当了“内鬼”,甚至有资料表明,陆在与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逼迫,就饮弹自杀。他们实际上成了北洋政府的替罪羊。段政府的亲日政策、借外债打内战、南北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和平统一的协议,都令民众的愤懑积压已久,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只不过使这种长期的愤懑有了发泄的理由而已。在后人的阐释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伸张族群利益的 5月 4日事件之所以与陈独秀等主导的、伸张个人权利的新文化运动能够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场外交请愿运动,更是一场笔杆子对枪杆子、思想对牢笼的挑战。在思想面前,暴力政权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前后不到半年,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段祺瑞就被民众迅速抛弃,而思想者,则在以后的岁月中长驱直入,在枪口的威慑下,依然占据了话语的主导权,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思想启蒙者都成为时代的主要角色。

  5月 4日这一天,《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与朋友们吃茶。一位朋友还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

  天安门游行的时候,刘半农正在鲁迅家做客。这一天鲁迅没有出门。他在日记中写:“刘半农来,交与书籍 2册,是丸善寄来者。”所以后来,他向孙伏园详细询问“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

  此时的周作人,正带着妻儿在日本探亲。这一年 4月,

  “五四”的火药就要引燃的时候,周作人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成为中国最早介绍“新村”的人。所谓“新村”,是日本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实验基地。而他的哥哥鲁迅,正在北京各处看房,准备把母亲从绍兴接来,和兄弟三人在北京团圆。5月 3日,鲁迅收到周作人从日本寄来的信。不久,周作人听到“五四运动”的消息,他就从日本匆匆回来了。7月里,当周作人继续他的日本行程,访问了石河内村的“新村”的时候,鲁迅以 3500元的价格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胡同买下一个院子,在多年离乱之后,他们终于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对于成熟知识分子的集体缺席,胡适后来说:“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只有钱玄同,是少数的例外。 当时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

  《新青年》编辑部里的“老青年”们不久就风流云散了。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到达上海,《新青年》很快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留在北京的胡适,正与李大钊等陷入“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鲁迅的心依旧是灰色的,与北京雾气沉沉的天空遥相呼应,在绝望的边缘挣扎。

  鲁迅在 1920年 8月 6日日记中记下:“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1920年秋天开学的时候,鲁迅终于走进北大校园,正式在这所大学任教。于是,一年前成为历史主角的新青年们,遭遇了这个令他们仰慕已久的“老青年”。他的学生回忆说,“他的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只有偶尔露出的幽默,显示出他的天真本性。那是一个不同于他们印象的鲁迅,带着他特有的疲倦与沧桑,坚韧地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

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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