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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

一日为师,恩重如山。我们必须忽略老师当年粗暴的体罚,我们必须忽略老师当年简单的说教,我们必须忽略老师当年恨铁不成钢的责骂。他们不易——他们上班是老师,下班就是一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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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生存的史诗
  海燕  2011-08-17 14:50 转播到腾讯微博
邢富君 

  邢富君 河南人,1938年生。1961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即来东北。在大连生活工作三十多年,曾任教辽宁师范大学,也作过编辑。著述:《东北文学论》、《萧红萧军传》及一些零散文章。与朱德发共同主编《中国新文学六十年》。

 

  编者按

  《秉德女人》是孙惠芬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2月)。作品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关注焦点——辽南的乡土和人生。前些年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的成功使籍籍无名的一座荒山成为庄河的亮丽名片;如今《秉德女人》又把古镇青堆子推到读者面前。作家几十年来孜孜矻矻、倾情乡土的写作和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感佩。为此,我们编发评论家邢富君撰写的评论,为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叫好。

  女作家的笔触一向偏爱女性,小说家孙惠芬自不例外。可是,面对她这本厚重的书我还是有几分意外和惊讶。虽说这仍是写她的辽南故乡,而她的笔锋伸向了历史深处,写一个地域的百年沧桑。这一方田野濒临黄海,背靠群山,其间的古镇青堆子是一处水路码头,近代史上风云变幻中又是一番热闹,西方传道士也来到这里驻扎下来,传布异域的福音。小说家以居中正坐安排了她的女主角——秉德女人。我的惊讶就在这里,女性那属于审美的双肩,能担纲这一幕历史的大剧吗?她不是女皇帝,也够不上女酋长,她只是一个女人,普通的乡镇女人。

  一个普通女人,成了这部长篇巨制集中描写的对象。但她并不是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担当者。历史的天空是男人们叱咤风云的舞台。北方乡间,女人就是以自己的男人为“天”的。她们谦卑地自认为“地”。读这部小说,想起艾青那首名篇中的一句:“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因为孙惠芬写了一个女人的受难史,而笔墨之沉重,好像在她的创作里是前所未有的。秉德女人所遭受的暴风雨般的打击,就来自历史中的男人们。

  前辈东北作家,就是在上世纪民族危亡时刻出现于上海滩那一群。单说萧军等几位爷们吧,以抗日文学一展风采,寻找东北历史上的活力,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绿林中那鹰扬天下的姿态。清末民初易代之际, 山大王在各地蜂起。而唯有东北的好汉成了气候,入关称雄,继北洋系统的军事强人之后执掌过北中国权柄。萧军在东北军中混了七年,他的绿林情结不是没来由的。这里可能有属于那个时代所崇尚的革命性内容,但也难以排除对民间暴力的自发性认同。“胡子”走进《八月的乡村》出了风头,按理说也是抗日救亡历史的即兴之作。但在《遥远的风沙》里,其为匪作恶时的残忍暴虐令人发指能不说触目惊心?无须讳言,由“胡子”之盛看东北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态,恐怕要承认那是一种野蛮落后。他们首先是东北民众的灾星,又惯于向女性滥施淫威。从王乃容被劫掠的过程,从她父亲的绝望与隐忍,刀枪下认了这桩“婚事”,又可见绿林强盗已成了那个时期东北民众生存的宿命。现在由一位女作家来撩拨这一页历史,也算适得其人。仅仅从这部小说中给予秉德一流人的称呼——匪胡子,已可见作家笔底的义愤不平,同时又会让读者感受那笔端的沉重以及其中的无奈,或者说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吧。她必须将她心爱的女主角,将她对先辈的缅怀放在历史的祭坛上, 长歌一哭。而痛定之声已无泪,这也许是《秉德女人》这部小说重要的看点。

  秉德女人的前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但她一出场,其前身便被彻底摧毁埋葬。从这部小说的大背景看,古老的中国已经是新潮涌动。在东北,历史的春天姗姗来迟。青堆子这一大户人家属于得风气之先的,做父亲的很开明,让女儿天足,大脚板子上街,给女儿以自由。但闯进来这个叫秉德的匪胡子,剥夺了女儿一辈子的自由,小说里留下这一声哀叹也不无控诉之意。作家转笔写这个女孩子首次被强暴,却是这样一段文字:

  “她的反抗已经是一块巨石下的石板,毫无意义了。倒是她那一汪蓄满春情的泉眼一经打开,她看到了一艘船,那是一艘金色的船,上面有高高矮矮的桅杆,它在拥有无数船只的海湾里冲撞,最后向她驶来。船上只有她和艾迪,他们先是在一方狭小的绣房里行驶,之后便远离了绣房 ……在一块绸布的围卷下,一浪一浪离开波涛汹涌的渔市街,奔向了远方。”

  如果要认识这本大书沉重的历史意蕴中的诗情,这可能是颇有代表性的一段描写吧。这一年,她才十六岁,时在清王朝解体前夕。从此她成了秉德女人,是其始也是她终身的名份,因此而遭受种种羞辱苦难。同时,她的精神世界里又始终有一个梦境,是那个年轻的传教士给她展示的世界——有大海、航船、远方,成了她心灵的鸡汤与一生的憧憬。当一个匪胡子蹂躏她的女儿之身时,她在精神上却同心仪的男人一起扬帆远航了,并享受生之本能的快乐。文学的幻想往往是离奇如梦的,又无不蕴含着人性的真实。不妨再从经典之作折取半枝一叶。法捷耶夫在《毁灭》里写华理亚,她爱慕美谛克,但当企什从半道杀出来拖她到丛莽里面去,她不喜欢这个男人,挣扎、要哭,转瞬间接受了:这是企什啊,不是全都一样吗?于是在他的温柔的强迫之下,从顺地溜倒在地面上了,一面烧红在男性呼吸的气息里。这并不是只有在游击队里才会发生的故事。我还是更重视女作家的见解。一部经典的女性之书称女性快感为魔阵,未必都在常规的行为中产生。秉德女人的命运注定如此。就此体味作家的笔意,可谓五味杂陈,写尽一个女人所受到的屈辱,而其中仍有激情放纵之笔,写出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她生命中心动神摇的姿彩。

  但其实,这更是一个金色梦碎的悲剧。秉德女人年纪轻轻就成了孤儿寡母。从这部小说的文本看,更加漫长的岁月——伪“满洲国”、内战的东北之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数十年间社会大动荡给她带来的是不安与灾难。这部小说是以作者的家族史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秉德女人的形象来自奶奶,也包含了辽南乡村许多女人的故事。奶奶出生于1889年,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大变革的新世纪。孙惠芬在《后记》中谈创作的心路历程,行文中有种可触摸的沉重感,说“这是一次黑暗中的写作”。她以“黑暗”指称奶奶一辈人生存的历史,正如鲁迅以“吃人”来揭秘写满“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小说向来是民间的声音。就鲁迅当年而论,以此对历史进行反思批判,而更深刻的意蕴是一种大悲悯,因为这里面深沉地表达了他对于弱势群体命运的极大同情。真正的文学家是“豌豆上的公主”,烙痛她心灵的永远是大众的苦难。在《狂人日记》之后七年,又以《灯下漫笔》发出更为沉痛的呐喊:“于是大小无数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与小儿。”鲁迅的声音,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人文关怀的宝贵传统。不论时下的语文教材如何处置鲁迅的作品,这块“老石头”的文化分量仍在。

  孙惠芬以一部长篇写“女人和小儿”的命运,着眼点仍在于底层的受难。青堆子,黄海北岸这个18世纪就与世界通航的码头小镇究竟给这一代人带来了什么?在小说第一章里,丹麦传教士给少女王乃容看的“一张世界地图”体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世界文明,从此给了她一个梦想。仍是这一章,秉德女人在山中草窝棚里生下第一个孩子,她预感自己的一生是“奶水和着泪水”。一别十几年,她的兄弟从燕京大学毕业,来到村中她空空荡荡的家。此情此景又让她环顾自己的生活:生下一群孩子,夭折的不计,按承字排行,中、华、民、国,已排满了,又生出承信、承多,“她像一头老母猪,在猪窝里拱拱蹭蹭把猪崽带大。还要对付风霜雨雪天灾人祸。”因为有过周游世界的梦,她还要送儿女上学堂读书,令一村人为之震动。而她经常承受的是一家饥寒。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成了秉德女人长子的媳妇,但是,“吃那些只有畜类才吃的野菜粥,她偷偷哭过好多个夜晚了,饿得身体发虚眼睛发黑”,她离开了这个家,刚走到镇上遭遇匪胡子的抢劫,随后被嫖客毒打扔街上。近在家门,不论这名声如何,秉德女人坐本家的马车赶到镇上,当街抱起儿媳:“妈接你回家。”长街上走来了曹宇环,大小姐王乃容襁褓中时大户曹家送过求婚的彩礼,他是秉德女人命运中另一个男人,作为胡子秉德的首领凌辱了她。此时秉德女人扑向他跪下求助。作者浓笔重彩写了这一幕。世间尚有包羞忍辱是男儿之语,她的母爱更超越了一切的羞辱,而为村里人所同情,大骂那些狗男人。她是受难者,更是养育者。别林斯基评论果戈里的小说所赞赏的是:“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 因此也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 这是陈年老话。写真实,在上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下成为争议批判和围攻的焦点。当今在理论上已无禁忌,也未闻多说了。由孙惠芬的这本书仍可感到文学写实的新鲜与活力。一个女人生存的史诗,在于她有梦,更在于梦碎之后,她在残酷的环境中展示出的生命的姿态而格外动人。

  这里有一个文化的地域色彩值得玩味。历史的概念里,始终有地域之别的具体内容。从黄河流域到江南,灿烂的农耕文明以及与之相伴的儒家礼教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历朝各代,也曾为女性树立起一座座数不尽的纪念碑——贞节牌坊。不论这里埋葬了多少青春的血和泪,那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道历史风景。那个时期的东北还是五胡杂处的游牧者的乐园。清兵入关而流民北上,东北的荒原才进入初步的开垦期,而在有清一代仍然是中国文化的边疆。两性间的道德内容,向来族群有别,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秉德女人身上,道德的枷锁不那么沉重吧。无意中误撞小叔子那一夜,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体验,又自责造了孽,但绝不会像未庄的吴妈那样,人家阿Q只不过礼貌地表达了一个欲望,她便去寻死觅活的。秉德女人知道自己,“她的日子万万不能没有秉德”。秉德做职业胡匪、摇身一变革命军,也曾去抗日,这已不甚重要。她需要一个男人,即使并不是她曾经疯一样念想过的男人。进入了二十世纪,东北的乡野也难说是一片纯朴的化外世界。小说里虽然写到她对镜自赏又产生迷离的羞耻之心,但她宁愿远离道德的墓碑,而多保留一些自己自然本性之身。因此,她是更近于自然的女儿,那双天足大脚板子似乎一种象征。绝处求生的勇气,青春涌动的情欲,都是很合乎自然的。她以那时东北女人还少见的样子去田野耕种、操办家里盖房子而令男人吃惊;她的青春与美丽更成了村里村外男人们的欲望,这也都挺自然。有地瓜吃便有了充足的奶水,奶自己的孩子也喂邻居的孩子,像不尽的河流,拜倒石榴裙下的男人也一饮为快。这是地方习俗的写实抑或另有讽喻的意义?不论如何,还是这饱受历史风霜人生忧患的女人的形象丰满起来。

  人类的文明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美好事物,从美轮美奂的建筑群到不再崇尚生育的时尚丽人,都很养眼。但人们仍然重视自然的美,而乐见土地长五谷, 女人生孩子。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这样谈到合乎自然产生的事物:谷穗的低垂,狮子的睫毛,从野猪嘴里流出的泡沫,以及很多别的东西,如果孤立地考察它们,可能会觉得它们是不够美的,但由于它们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所以它们还是有助于其装饰,因而使人心灵愉悦。是啊!东北这块历史的处女地曾有过多么美丽动人的原始风光。在东北作家群已远去之后,从孙惠芬这部长篇又可以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山野气息, 以及与前辈东北作家血脉相连之处。读《秉德女人》这部小说,也挺自然地想到鲁迅当年为萧红《生死场》作序的文字:“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里所说的“越轨的笔致”,主要缘于萧红写少女金枝与情人在田野幽会的一小段文字,仅出现于鲁迅所主持的“奴隶丛书” 之一《生死场》初版本。后来的版本都删去了。现在读孙惠芬的这部作品,倒有助于对鲁迅这一经典的文学批评观念的认识与欣赏。而就孙惠芬的小说世界而言,在其清新温润的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又更多地展现了她刚健泼辣的风采。

 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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